中国的社会史研究，无论是在本世纪上半叶的兴起，还是在80年代中期以来的复兴，都同世界史学发展潮流密切相关。因此，若能将其置于本世纪以来世界史学发展大潮中，并与西方社会史学做些比较，将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必将有助于中国史学的发展建设。
    一、西方社会学的输入与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变革发展
    学者们多注意到，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与西方社会学的输入有关〔1〕。但这样一个事实却往往为人所忽视， 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发起的史学革命，也同西方社会学的输入密切相关。因为恰如有的学者所指出，西方史学理论的引入，“在20世纪初主要是通过社会学的著作介绍到中国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学中的社会进化理论。 ”〔2〕梁启超在本世纪初先后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文，实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革命的发端之论。其所提出的新史学思想，明显带有孔德、斯宾塞一派社会学所宣传的社会进化论色彩。所以，若从这样的角度看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实可视为受西方社会学影响的广义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西方输入的社会学，不仅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史学革命有如此的作用，而且后来在史书编纂及史学研究思想上，始终可见其影响。如章太炎曾有意编纂通史，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内附有《中国通史略例》，其中说道：“西方言社会学者，有静社会学、动社会学二种。静以臧往，动以知来，通史亦然。”是章太炎设想的通史体例及内容，有受西方社会学的启发之处。著述甚丰的史学家吕思勉，主要以得自社会学的社会进化论为指导思想，他在所著《历史研究法》中曾反复阐述这点。他说读史“第一要紧的，是要知道史事是进化的，打破昔人循环之见”。又谓“社会学之所以有裨于史学”，在于它能推明“社会进化的阶段”。在谈到史学方法时，提出治史者应具备一些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在列举所宜特别加以注意的几门学科时，说道：“治史学第一要留意的，就是社会学了。历史是研究整个社会的变迁的，任何一种事件，用别种眼光去解释，都只能得其一方面，惟社会学才可谓能揽其全。”〔3〕可见吕思勉研究史学， 从指导思想到具体方法，都主要受益于社会学。有的评论者认为，其所著《白话本国史》，由于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成果研究中国上古史，因而颇具新意〔4〕。史学大师陈寅恪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 把史学考据方法发展到相当高的境界。综观其研究成果，他对历史的精辟阐释，实较多参照了社会学的理论。如他在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中，惯于用阶级分析与集团分析的方法，指明其时社会政治结构及其制度的升降变迁。他所谓阶级，与唯物史观的阶级概念有异，而应参照了社会学的社会阶层理论。相关的例子可举瞿同祖为比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是从法律的角度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著作。书中所言，多有借助于社会学的内容，如专列两章论述所谓“阶级”。其所谓阶级，乃指中国古代士大夫贵族与庶人之间的贵贱之别，二者的社会地位不同，一为特权阶级，一为非特权阶级。因而其所谓阶级，主要是取自社会学的意义。陈寅恪又认为种族与文化问题是“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5〕， 因而对中古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都从种族、文化的异同方面予以解释。陈氏的这种观点，主要应有得于社会学中的社会文化理论。
    纵观中外史学史，社会学的兴起，确对19世纪以来的史学发展起到极大作用。随着社会学的兴起，它建立起一个研究内容上同史学有所交叉〔6〕，但对史学却很有借鉴意义的研究框架。 如社会的组织及其结构，社会的发展演进，对社会现象的分析解释等等。这个社会学的研究框架，对19世纪以来史学研究视野的开拓，史学研究体系的构筑，都起到不小的影响作用。史学原本的主体形式是遵循时间法则建立起来的记忆，而社会学的内容框架，则为史学对人类发展作纵向探索和横向剖析两方面提供了范型模式，因而它对近代史学的发展，有极大的建设性影响。而社会学家们也确对史学发展作出了贡献。如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克姆通过《社会学年报》，“对统治法国高等教育、以政治史为中心的传统史学发动了攻击，主张通过对典型史实的考察，认识社会的结构和运动”〔7〕，杜尔克姆从社会学角度对史学研究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杜尔克姆代表的一批社会学家确实成为法国年鉴派新史学的先驱者，费弗尔和布洛赫自称是他们的追随者〔8〕。 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初，不仅对近代资产阶级的史学革命发生作用，对无产阶级史学的建立，也有相当影响。如社会发展史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本世纪20年代中国兴起的社会发展史研究，既有唯物史观的影响，也有西方社会学的影响。而20年代社会发展史研究的兴起，成为30年代史学发展的先导〔9 〕。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更说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密切联系。如有人指出：中国社会史论战，“主要应该说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论战。”〔10〕本世纪最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大钊的史学思想里，有社会学影响的若干因素。他在1920年发表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说：“人类的历史，乃是人在社会上的历史，亦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史……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包括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广大的活动。”〔11〕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出“唯物史观是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的看法。据说李大钊在接受唯物史观的同时，“还浏览大量的世界社会学和历史学名著，对于唯物史观的形成、新旧史观的根本区别，作了历史的考察。”〔12〕可见李大钊唯物史观的形成，颇有受益于西方社会学之处。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西方社会学的输入，中国的社会史研究渐兴，直至1949年，是为一个阶段。综观此期取得的成果，其发展水平尚属早期阶段〔13〕。1949年之后，社会史研究在大陆基本中断。进入80年代，大陆史学界开始新的发展调整，伴随着出现一场史学方法论的讨论热潮。80年代中期，在“史学危机”的舆论声中，系统论思潮在史学界也进入鼎盛时期。但人们发现，系统论并非万应灵药，它并未使史学走出困境。于是史学界进入下一个回合，社会史研究被推向前台。可以说，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乃是大陆史学界对世界史学发展大潮的回应。二战以后，世界尤其是西方，正处于各门科学大发展的时代，社会科学也处于急速的更新与重建的过程中，并出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新形势下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强大潮流。这导致史学研究体系与研究方法上极大的变化。正如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指出的，由50年代中期起，世界史学的发展开始出现新的趋势。西方以法国年鉴派为主流，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所谓新史学，形成一股强劲势力并代表着史学发展的新方向，一时独领风骚。对此，70年代以来的台湾史学界给予了回应〔14〕。台湾史学界的这种动态，对因闭关锁国而同世界学术发展失去联系的大陆史学界产生影响。所以，80年代中期社会史研究在大陆的复兴，除了国内学术界自身的各种原因之外，同世界学术潮流的回荡亦有相当的关系。进入90年代之后，史学发展像其他方面一样，日益打破舆论一律的旧格，开始趋向多元化的新局。但这仍无碍于社会史研究在史学发展中的主流地位。综观国外新史学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似乎可以这样断言，即社会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为史学发展的宗旨找到方向，亦即史学应以整个社会做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宗旨，开始得到体现。因而可以说，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实可视为古老的史学在现代获得的新生形式。结合对世界史学发展走向的分析，可以预言在此背景下复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也终将面临史学发展中科学化与大众化的两难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