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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据上述，可见自本世纪上半叶年鉴派史学兴起以来，由于片面追求史学科学化而致严重偏离大众化发展趋势的问题，在西方社会史研究中较普遍存在。这种偏向，使史学著作面临失去大众读者群的巨大压力。对此，促使人们去思索什么是史学的学科特征和史学的社会效益问题。毫无疑问，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日益发展的推动下，科学化应该是现代史学发展的一种趋向。但作为史学自身的久远传统，人文性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学性，已成为其不可否认的特征属性。因而史学的科学化趋势，终究是有一定限度的。近代史学的大众化发展趋势，更决定了史学的文学性特征不容轻否。有的学者提出：“史学作为人文科学的基础学科，不能离开自身的特点来谈科学化。否则，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和生存权利 就会受到威胁。史学应该是既有科学性，又有艺术性。史学现代化的任务和要求，应该既包括科学化，又包括人文化，两者缺一不可。”〔46〕这无疑是正确的。时至今日，是否拥有广大的民众读者群体，仍应是史学是否具有社会效益的表征之一，这也是史学不能失去其文学性的原因之一。史学的文学性主要通过其叙事技巧而获得表现。在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复兴的“叙事史学”，主要是对史学科学化走向极端的一种反动。它要求用生动、形象的叙述，对年鉴派史学导致的高度理论化、抽象化偏向给予纠正。叙事史学的复兴，也意在为恢复史学的文学性。因为它认为，“年鉴派的赶超者们为了向社会科学靠拢而轻率地抛弃了史学的文学性，滥用分类法和大量数字，把往日的历史弄得面目全非，分割得七零八落。他们希望为史学的文学性恢复名声。”〔47〕在此情况下，年鉴派对自己片面追求科学化而导致的失误逐渐有所反省，对叙事史学的复兴表现出较宽容的态度。如乔治·杜比在《法国历史研究的最新发展》中，提到年鉴派史学进入第四个时期时承认，“写作中扩大了叙事的比重，从而和叙事体的历史重新联系起来。”又称新史学“重新成为一种富于生命力的文学，甚至超过了小说”〔48〕。在研究实践上，包括乔治·杜比在内的新史学四巨头，于1992年推出一部法国史，“以其可读性和趣味性在公众中激起一片叫好声。”〔49〕这是年鉴派对片面追求史学科学化失误的一种自我纠正，并对史学的文学性特征重新予以肯定。同时在80年代中期出现一个值得重视的动向：“勒高夫准备写一部关于圣路易的传记……他不否认这是一次方向性的转变……在他看来，传记体历史是普及历史的一个好方法”〔50〕。由此可见，对70年代以来叙事史学的复兴，年鉴派很快在80年代之后给予回应，并对史学的文学性与大众化问题正确进行了反省。同时法国民众的态度始终在他们的关注中。如上文所引安德烈·布吉耶尔的文章中，提到年鉴派史学面临危机，他认为“对于公众来说则是信任危机”。乔治·杜比在1991年对新史学再度感到充满信心时，在前述《法国历史研究的最新发展》中说道：“今天的法国历史学是健康的，而且比已往任何时候都健康。这是由于它受到了广大公众的热情支持。”这说明大众的态度在史学家心目中所占有的位置，因而它可以对史学的发展产生某种制约性影响。近年，在西方的社会史学流派中，有一派分析的微观史学。这一派“社会史学家采用了最富人文性的表达方式，对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事件和个人进行有声有色的叙事性描述，从具体的微观角度考察人们的心态变化。”〔51〕这个流派显然同叙事史学的复兴有关，而且其中包括年鉴派史学家。总之，从年鉴派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在追求史学的科学化目标时，不能忽视史学的文学性。这既与近代以来史学发展中的大众化趋势有关，也与现代条件下的史学发展应兼具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双重品格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