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这一人生观变化还体现在他对“史官”一职的认识上。先前任太史令时，他对自己史官世家及现任职务是颇为自得的，虽然位卑秩轻，但他认为自己担当的是绍周公、孔子之绪业，正历代得失兴亡，品评古今人物的重任，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而明之，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16）一副天降大任、义不容辞的豪迈之气，自得之意溢于言表。出狱之后，惨痛的经历使他得以重新审视“史官”的现实地位，从而认识到：“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流俗之所轻也。”（17）这一认识的变化正是他厌恶世俗功名、绝意仕进的心理动因。
    在经历了从热衷仕进到“隐于朝廷”的心态转换之后，司马迁虽然泯灭了追求世俗功名之念，但他并没有由此否定人生、走向颓废和避世之途，而是重新标定自己的人生方向，重建人生价值观。他以古代遭厄之士的人生追求激励自己：“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18）从中吸取到一种超脱于命运之上的精神力量。因此，他能勇敢地面对世俗的眼光和自己悲惨的处境，将余生寄托于著史的事业上，以舒其心中之郁结。正如他的自诉之言：他之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19）尤其是在对“史官”地位有了清醒的认识之后，他执着于著史的目的决不再是求取世俗的功名利禄，而是将它作为一项不朽的人生事业，来实现对肉体死亡的超越，所以，他在写完之后说：“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赏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20）
    司马迁在遭李陵之祸后的“破悟”，既是他在逆境中求生的人格自觉和人生价值的自我发现，力图以著书立言求得不朽来洗刷耻辱，重新搏得人格尊严的追求，更是他在对死亡问题的沉重思索之后，为实现生命的价值和对死亡超越的人生选择。
    三 秉笔直书写信史
    史家著史，应当客观公正，如实直书，因此，“善恶必书”是对中国史家的基本要求，“信史”、“实录”成为评价一部史书优劣的重要标准。
    司马迁之前，中国史家著史精神的最高境界是“南董风范”。据《左传》载：晋国发生内乱，执政赵盾出逃，其族人赵穿射杀灵公，晋太史董狐敢于当面指斥赵盾，并坚持在史书上直书“赵盾彤其君”。公之于朝。表现了董狐不惧权势，坚持直书的史家精神。尤其令人敬佩的是齐国太史：齐国执政崔杼杀庄公，“齐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上，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21）齐太史兄弟与南史氏这种前仆后继、以死抗争，坚持写史原则的精神，为后代史家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因此，孔子称他们是“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史家不惧权势，敢触时讳，如实直书，难免招来杀身之祸，因此，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象董狐、齐太史、南史氏那样的“良史”并不多见。许多史家为自身免祸往往采用“曲笔”或“隐讳”的方法，连孔子也不能例外。孔子修《春秋》，因其“善恶必书”而使“乱臣贼子惧”，但这仅局限于写往古史事上，由于与现实关系较远，可能无所忌讳，一旦涉及当时的人与事时，孔子又主张“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这一主张也反映在他的史著中，正如司马迁所指出的：“孔子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22）由此可见，史家要真正做到书法不隐，善恶必书是多么不容易。然而，司马迁写史却敢于“直书”，为后人留下一部堪称“实录”的信史。历代史家写史时，最难下笔的是本朝历史，尤其是当朝权贵的一些不光彩的历史，而《史记》从远古一直写至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代，全书用一半的篇幅重点写西汉的历史，这已是司马迁的过人之处。尤其在史书内容上，真正体现了他敢于“直书”的写史原则。如写汉代开国之主刘邦，司马迁既写他足智多谋、知人善任的一面，又写了他阴险狡诈、无信无义、轻侮士人的流氓无赖的一面，为后人留下一个真实的汉高祖形象。特别是对于“今上”汉武帝，司马迁敢于指谪他好大喜功、迷信方士、刻薄寡恩，以及任用“酷吏”，滥杀无辜等方面的过失。如在《汲郑列传》中，司马迁借汲黯之口揭露汉武帝假仁义的面孔，直言“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在《酷吏列传》中，司马迁主要写了十个凶残的酷吏，其中除绰号“苍鹰”的郅都为汉景帝时人外，其余全是汉武帝所任用的，通过写张汤创立“腹诽之法”，王温舒的“好杀伐行威”，来揭露汉武帝严刑峻法的残暴统治。正因为司马迁坚持这种著史的原则，其人其书得到后人很高的评价，刘勰称《史记》“实录不隐”，连对司马迁多有批评的班固也不得不承认：“迁有良史之才”，《史记》“不虚美、不隐恶。”（23）
    古代史家秉笔直书而惨遭杀戮的历史教训，司马迁是相当清楚的，但他又为什么敢于“直书”，真正做到“书法不隐”的呢？对此，有人认为是司马迁借写史来发泄自己对汉武帝的“私愤”，因而称《史记》为“非贬孝武”的“谤书”（24）。这显然是偏颇之辞，因为司马迁同样写了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疆土的丰功伟业，并非只贬不褒。我认为，司马迁之所以能做到“善恶必书”，除了中国史家传统精神的影响外，与他的悲剧命运和人生态度实在有着极大的联系。一方面，在司马迁的生活历程中，已经受了一次死亡的考验，对死亡有了清醒的认识，从而具有了不惧死亡，并超越死亡的意识；另一方面，他之所以能够忍受常人不可忍受的痛苦，苟活于人世之中，是他将修史作为余生唯一的寄托，必须为后人留下一部真实可信的历史，方能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洗刷自己的耻辱。因而，他也就获得了一种敢于迎向痛苦，触犯死亡，从而超越死亡的精神力量。秉笔直书，敢触时讳，正是他的生命意识和人生价值观在修史笔法上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