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注意对史实的查验，即鉴别和评估他们听到或读到的有关过去的个别的故事，以便获取对历史事件的最可靠的史料。西方史学传统之所以在这方面具有其特点是因为它同时关注这一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希腊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有些怀疑论者否定历史知识的可能性。他们的论点为笛卡尔所进一步发展。回应所谓“历史怀疑论”的挑战，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发展出一个辩护的理论，研究了有关过去的各种描述的可信程度，从而创立了一个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传统。
    5.2 在他本人对知识论的探讨中，笛卡尔实际上回答了科学革命对有关自然的传统观念的挑战。从那时以来，西方史学和西方科学的关系便一直是既紧密又紧张的。有些历史学家曾经想模仿自然科学家，如17世纪的约翰·克雷格（John Craig）曾模仿牛顿编了一本历史学的条理和公式。剑桥的历史学家约翰·布瑞（John Bury）也曾宣称“历史是不折不扣的科学”。从维科到科林伍德的其他历史学家则站在与“科学家”相对的另一边。但不管怎样，史学是否科学的争论已经为西方史学史带上了一个明显的印记。
    5.3 即使在历史学家对史料的具体批判中，西方史学家对“史料”、“证据”和“证明”等问题的处理上也有其特点。很明显，后两个词汇是从律师们那里学来的。在西方传统中，史学和法学的比较是司空见惯的，如讲到历史的“法则”和历史的“法官”，或把历史学家比作侦探、法官等等。这里的法律可以是罗马法也可以是共同法，但总之是在西方法律系统的基础上与西方史学的系统相比较的。托马斯·谢络克（Thomas Sherlock）的《耶稣再生目击者的审判》一书，就是用法庭审判的形式写的。
    我不知道有关这一课题有什么研究，更遑论与其他文化作比较研究了。但提出西方有关历史证据的观念和假设由西方法律而来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在传统上，伊斯兰、中国和其他法律在操作上与西方截然不同，也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础。那儿的史学家是否也从当地的法律系统中吸取了什么呢；抑或他们与西方史学家不同，不太关心法学？
    6.虽然追求历史的解释是举世皆有的，但将这种解释放在“因果关系”上考虑是西方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
    6.1 这一史学传统源自古希腊，如修昔底德和波利比阿的著作所示。从他们对原因的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建立了一个模式，与希波克拉底的医学模式相仿。当时形容发烧的“危机”一词也被他们借用来写作历史。由此可见，西方史学仿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是由来以久。历史的规律和人们行为的规律常常相提并论，由修昔底德开始。后来马基亚维利也作了仿效。
    6.2 当然也有与之相反的思潮，如“历史主义”，强调历史事件的独一无二，反对把历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作比较（见3.1，5.2）。在历史解释的层面上，解释学被用来探讨历史事件的意义而不是原因，即如科林伍德所讲的历史事件“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一样。在最近的一个世纪，这两种对立的倾向（解释学的和探求因果关系的）在西方史学中如果没有公开冲突，至少相互别扭地并存着。
    7.西方历史学家长久以来一直追求所谓的“客观性”。
    7.1 西方历史传统中的超然物外的态度，可以有两个层面。在第一个层面上，这一态度可以用“不偏不倚”这一术语来表达。写出不带感情色彩、不含个人偏见的著述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谈论这一理想最多的时候是在宗教改革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那时候宗教纷争、教派林立，正好是最难将它付诸实践的时代。德国新教史家约翰·斯莱顿（Johann Sleidan）写了宗教改革的历史，声称那些事件就是像他书中所描绘的那样发生的。与兰克“如实直书”的著名理想相似的是法国新教史家拉·波佩理尼埃（La Polpelinière）的申言。他说他在书中如实描绘了法国的宗教战争。饶有趣味的是，他们两人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历史学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与之相似的第三个例子是17世纪格特弗理德·阿诺德（Gottfried Arnold）的《公正的教会和异教史》。自17世纪以来，欧洲、特别是英国历史学家常用游戏规则来比喻历史的著述。历史学家的理想是摆脱宗教和政治的“偏见”。
    在第二个层面上，由于自然科学模式的影响，这一不偏不倚、不带偏见的传统开始用“客观性”的理想来表示。兰克经常被视为能“取消自己”、一心追求“纯粹的事实”的光辉榜样。兰克以来，人们不断提到历史学家的任务应该而且只能是铺陈事实。虽然有不少人对此批评，但这一有关历史学宗旨的观念将在受到经验主义影响的英语世界中占统治地位。
    8.对历史作定量的研究是西方的特点。
    8.1 如所周知，法国的系列史家、法国和英国的历史人口学家以及美国的“新经济史家”在50和60年代对计量方法作了愈来愈充分的发展。其实，这些史学潮流渊源流长。19世纪后期的德语国家中已经对价格史作了细致的研究。在18世纪，人口史已受到相当的重视。最早在14世纪，基尔瓦尼·维拉尼（Giovanni Villani）在他的编年史中已经大量运用了数字，如用佛罗伦萨儿童升学不同学校的数字来说明通常称之为“算术心态”的例子。毫无疑问，在维拉尼所提到的各种各样的学校中，有一所称之为“算盘学校”，教授基本算术方法。由于佛罗伦萨在当时有很多的银行和商号，这一方面的知识特别有用。总之，我们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西方法律和科学对西方史学有着根本的影响。在其他的史学传统中，有没有相似的对数量统计的兴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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