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即将结束，21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在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20周年的时候，大家都很关心社科院将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下一个世纪。史学片各单位和院科研局的几位同志，回顾了新时期历史学（含考古学）的发展，并对今后的前景作了一点展望。现在把我们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请大家指正。
    参加本文撰写的同志有：张海鹏（近代史研究所），陈祖武、林甘泉（历史研究所），于沛（世界史研究所），王世民（考古研究所），马大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王正（院部科研局）。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宋德金同志参加了初稿的讨论。
    一、新时期历史学的基本走势和时代特色
    历史学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备受摧残的学科。这不仅因为在这场浩劫中有大批史学家遭到残酷斗争和迫害，还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以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的，而且“四人帮”后来又借所谓“批儒评法”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舆论。对历史的随意歪曲和捏造在广大群众中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加重了史学界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拨乱反正的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开始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深刻反思“左”倾思想长期以来给历史学所造成的危害之后，进一步思考历史学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关于历史学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历史学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历史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等问题，都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而历史学的前途如何，则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80年代中期，史学界一度曾经有过关于“史学危机”的讨论。对“史学危机”的理解各有不同，比较多的同志感到在“左”倾思想的长期束缚下，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公式化、简单化，历史观念陈旧，研究手段落后，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世界学术发展的潮流。这种担心不能说没有根据。但在当时，也有些同志认为“史学危机”这种说法并不符合拨乱反正以后历史学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至少是对史学界存在的问题提法不准确。胡绳同志1988年4月17日在全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联席会议上就曾经明确指出这种提法不妥。他说：“我们的确还有很多弱点，这是不能忽视的。但是最近10年来社会科学战线发展的状况，总的说来是有成就的，我们没有理由得出悲观的结论。”他还说：“理论的成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决不是经过短时间的努力就能一蹴而就。”从那时到现在，又经过了近10年。事实证明，所谓“史学危机”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今天我们的史学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任何不存偏见的人，都会承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历史学充满了生机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新时期历史学的基本走势，这种走势还将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胜利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不同时代的史学都有其独具的时代特色，新时期的历史学也是如此。如果要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表述新时期历史学的时代特色，那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看一看史学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变化。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逐渐克服过去那种简单化和片面性的毛病。大多数史学工作者不再像过去那样热衷于摘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个别词句和论述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如何正确掌握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关于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重大理论问题的重新认识，反映出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有了很大提高。有些理论问题，如关于历史的主体和客体，谁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主义、阶级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等，虽然讨论中还有不同意见，但总的说来，也都反映出史学工作者已经摆脱以往“左”倾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束缚，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探讨正在不断深入。
    --正确处理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历史研究不再从属于某种临时的、局部的甚至错误的政治需要。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彻底摒弃了因政治需要而歪曲历史事实的错误做法。关于史学要不要为政治服务的问题，1980年4月8日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史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曾专门作了阐述。他说：“历史科学满足政治需要的正确理解应当是，历史向社会也向政治提供新的科学研究的成果，而社会和政治则利用这种成果作为自己活动的向导”。“如果借口有政治需要，就要求历史科学违背历史科学的真实，篡改客观事实，那样将不仅破坏历史科学，也将破坏社会主义的政治”。乔木同志指出，政治是实现经济目的和其他社会目的的手段，为政治服务“这种口号本身不能说是十分科学的”。“历史学家为人民服务，可以是提出与迫切的现实问题有关的科学见解或建议；也可以是写出高水平的科学著作，开拓人们的历史视野，提高人们的科学认识能力，推动学术进步，争得祖国荣誉”。在纠正过去那种对史学和政治关系的偏颇理解的同时，新时期史学工作者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也有了新的认识。认识国情，教育人民，增进智慧，乃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有历史学的用武之地。
    --毛泽东所倡导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学风在历史研究中得到了发扬。历史研究必须详细占有史料，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不能从原则和概念出发，不能凭主观臆想随意剪裁历史，成为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共识。建国初期，批判胡适、傅斯年等人把历史学归结为史料学的错误观点是正确的，但由于未能正确阐明史料工作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得一部分史学工作者产生了轻视史料整理和历史考据的倾向。新时期历史学纠正了这种错误倾向，强调历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充分重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这个时期的史料工作，特别是一些新发现的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甲骨文与金文资料的集中整理和出版，历代碑刻墓志、居延汉简新简、敦煌吐鲁番文书、明清徽州文书、明清档案以及大批近现代史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为研究中国古代与近现代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和思想文化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与此有关的大量研究成果，不但在微观方面大大丰富了学者们对一些历史问题的认识，而且在宏观方面对于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也有很大帮助。世界史原始资料的翻译和出版，也取得了不少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