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自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直是中国史学的主流，在未来世纪中，马克思主义史学还能不能保持自己的主流地位？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海外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称为“中共官方史学”，似乎马克思主义史学完全是靠共产党的政治权力扶植起来的，这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歪曲。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首先是它的科学性所决定的。当马克思主义史学刚刚诞生时，它只是当时中国各种史学流派中的一种，而且还受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封锁、围剿和压迫。但就在那样的情况下，它也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不断吸引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站在它的旗帜下，或者成为它的同情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我国人民思想的理论基础。在这种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新中国史学的主流，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建国初期，许多享有盛誉的史学家经过学习马克思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这在他们说来完全是出于真诚的愿望。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在工作中确实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地位现在之所以受到挑战，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过时，而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和思想理论战线在很长一个时期受“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干拢所造成的一种消极后果。按理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纠正了“左”倾错误思想，史学界也经过了拨乱反正，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清算了以往的失误之后，其主流地位应该得到加强才是。可是这些年来，愿意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少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地位受到了一定的削弱。现在有些同志担心，在未来世纪中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否还能保持自己的主流地位？这种担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衰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教训。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促使俄国的一大批历史学家转向马克思主义营垒，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苏联取得了主流地位。由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科学分析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得到了证实，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在苏联以外仍占大多数），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①c]。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些国家中都曾一度取得主导地位。但是苏联共产党所奉行的错误路线，使得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长期停滞而陷入不能自拔的困境，终于导致90年代初的苏联瓦解和东欧剧变。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史学长期积累下来的种种弊病暴露无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遭到了彻底否定。苏联史学的演变说明，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命运是与这个国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马克思主义只有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才能永葆青春。未来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要在中国保持主流地位，必须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使我国可以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小平同志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①d]只要我们不断根据实际生活的发展变化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最终胜利，而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就能够保持住自己的主流地位。
    我们国家的性质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地位提供了根本保证，但是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作用，却需要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自身的努力。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强迫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接受”[②d]。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更不能强迫他在研究工作中接受某一种理论的指导。事实上，即使在50年代，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并存的局面。今后很长时期内，势必仍然是这种局面。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中指导地位的确立，只能靠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用自己的实践来证明这一理论的科学性，赢得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任。舍此没有别的办法。而要做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就要在接受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高政治识别力和理论素养，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动摇，又要与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彻底决裂，不断充实和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马克思主义不是不可以批评。毛泽东早在50年代就说过：“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③d]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有的人并没有认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甚至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经典著作，就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或者把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强加在马克思主义头上，横加指责，这种态度和严肃的科学研究毫不相干。唯物史观是一种开放的和发展的学说，它十分重视用新的思想材料和研究成果来丰富自己的学说，从而始终保持了理论的生命力。这一点，就连一些西方著名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也是承认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吕·费弗尔曾经说：“马克思表达得那样完美的许多思想早已成为我们这一代精神宝库的共同储备的一部分。”[①e]曾经担任英国历史学会主席的杰·巴勒克拉夫说：“今天仍然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②e]这些西方历史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倒是很值得我们国内那些主张“淡化马克思主义”的人认真思考的。
    还应该指出的是，一个时期以来，有的人对所谓“文化保守主义”的学术遗产推崇备至，顶礼膜拜，而对包括历史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则妄加菲薄，肆意贬低，这种现象显然也是很不正常的。认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才对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建设作出有益贡献，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成就甚少，对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建设并没有起什么积极作用，这种论调最初是从海外一些学者那里鼓吹起来的。但这些年我们这里的知识界也颇有些人表示认同，加以呼应。有的人对一部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史连皮毛也知之甚少，就鹦鹉学舌，跟着鼓噪。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主要是指五四运动以后的现代新儒家，但也包括一些并非新儒家而思想比较保守的学者。本来，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标准并不完全相同，他们的学术成就有可比的成分，也有不可比的成分。一般说来，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或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但他们也都有各自的局限。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有的确实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真正有深厚素养的学者，而且对中国近代学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有的则主要是对中国文化的前途有自己的一套看法。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成就当然也不完全一样，但是他们在解放前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工作条件远不能与那些“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优越条件相比，仍然做了许多工作，有些论著不但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而且至今仍然是后学者必须参考的学术成果，怎么能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贡献视而不见呢？有些人对“文化保守主义者”情有独钟，对马克思主义者存有偏见，或是基于一种不同的学术文化情结；但也有的人则完全是由于他们反对共产党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所决定的。《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所刊登的《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就揭露了这样一个典型。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这篇文章来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