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学科的兴衰，归根结底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对于历史学来说，也是如此。无论是传统的封建史学，或是近代实证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它们都起过满足社会需要的作用，只不过这种作用的大小不同，它们所服务的对象也不同罢了。如果说有过辉煌成就的封建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提供资治的历史经验，那么马克思主义史学早已突破这种狭隘的功能，把历史学看做是了解国情和教育人民的重要工具。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曾经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①a]众所周知，毛泽东对历史有广泛的兴趣，他经常教育全党要重视学习历史，不仅要了解中国的今天，还要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历史知识对于指导革命运动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对于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否也有同样的作用呢？回答是肯定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指引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胜利前进，正因为这个理论符合中国现实的和历史的国情，体现了中国特色。小平同志在谈到改革开放时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②a]在谈到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他又引用中国近代史的历史经验说：“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③a]江泽民同志在报告和讲话中，也多次强调学习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性。去年10月在《关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讲话中，他满怀激情地指出：“中华文明不仅对东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为整个人类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人民从来不在侵略者面前低头，有着酷爱自由、追求进步、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光荣传统。对外来侵略者无比痛恨，对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无比鄙视，对爱国志士无比崇敬，这已经成为我们宝贵的民族性格。”他号召：“要使我们的青年了解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了解我们党和人民的光辉业绩和优良传统，满怀信心地投身于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洪流。”[④a]可见，我们党的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核心，都是十分重视学习历史知识，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来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曾经有过片面的、偏颇的乃至扭曲的理解。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思想路线回到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上来，这就为历史学充分满足社会需要排除了各种干扰。如上文所引乔木同志的话所说的，即使是一些离现实较远的研究领域和课题，只要是写出高水平的科学著作，开拓人们的历史视野，提高人们的科学认识能力，推动学术进步，争得祖国荣誉，都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今天我国历史学的发展有着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和广阔天地，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机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正在推动历史学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提出许多新的研究课题。新时期一些受到人们关注的重要课题，如中国近代化的历史道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等等，都是由于满足了社会需要而成为研究热点的。现在全国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掌握必要的历史知识，是提高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素质的重要条件。不仅如此，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如今都在注视着中国。他们不仅关注中国的现状，也渴望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可以说，当今的国内外形势，都需要我们史学工作者做好自己的工作。我们相信，随着新世纪的到来，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胜利，历史学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的发展机遇。
    在一个社会关系和思想观念变动十分剧烈的时代，机遇总是与各种各样的挑战并存的。挑战迫使我们作出回应，可以推动我们进步，这是一件好事。只要我们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拓进取，埋头苦干，社科院史学片各单位的工作以及整个史学界，都是大有希望的。
    下面我们想就几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谈一点意见。
    第一，未来世纪是世界各国科学技术竞争十分激烈的时代，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在下个世纪中是否也有面临竞争的问题？如果也面临竞争，我们应该如何作出回应？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历史学，和外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有可比的成分，也有不可比的成分。历史观和价值观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同，这些都是不可比的。由此也就决定了这两种史学就其总体而言，是在各自的跑道上前进，并不存在像科学技术那样的竞争。但是，历史学有不同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层次。有些研究领域和研究层次，比如关于史料的整理和历史考据，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的学术成果是可比的。既然可比，也就存在着竞争的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史学很长时期处于封闭的环境，对于外国史学（包括资产阶级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了解很少。现在看来，在一些可比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层次，我们固然有自己的优势，如过去有的外国学者说，“敦煌在中国，但是敦煌学中心不在中国。”现在这种论调大概销声匿迹了。但是在这些可比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层次中，我们也有自己的不足。关于史料的整理，外国利用电脑相当普遍，而我们现在恐怕只能说是刚刚起步。至于历史考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对我们的实证研究会有帮助，但决定一个学者实证研究工作质量和水平的主要因素，是他占有史料的多少，以及他实证研究的功力如何。在这方面，即使是中国史，也不能说我们在所有领域都比外国学者领先。有些课题的研究，很可能是我们需要吸收人家的学术成果。学习并超过外国学者，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一些不同历史观和价值观起重要作用的研究领域，我们当然应该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不必在研究成果上去和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比高低。但是发达国家历史学者在研究工作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以及他们所提出的一些历史理论和历史观念，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比如西方战后新史学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交叉分支学科，主张对历史作深层次的、结构的研究，重视对变动相对缓慢的历史现象和层次进行探索等等[①b]，所有这些对我们的研究工作都不无启发。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未来世纪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将进一步加强。交流伴随着竞争和挑战。要让中国史学以无愧于我们国家在国际上地位的崭新面貌屹立于世界史坛，我们必须加强对外国史学的了解，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吸收一切对我有用的东西作为自己的营养。
    关于借鉴外国史学理论和方法，吸收外国优秀的学术成果问题，这些年一些同志做了不少工作，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欢迎。他们的工作应该得到更多的支持。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有的人或者认为中国自己的史学遗产非常丰富，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资产阶级史学的历史观是根本对立的，因而对借鉴外国史学理论和方法、吸收外国优秀的学术成果不感兴趣。这是一种非常狭隘和导致落后的想法，不利于我国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另一方面，一个时期以来，也有些人既不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又不对外国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进行深入了解，单凭从一些译著或文章中得来的一知半解的知识，就要改写中国的历史，构筑新的史学理论体系。其实，他们所鼓吹的理论和方法，有的并不是什么新的学术成果，有的即使在外国也是很有争议的。还应该指出的是，史学理论毕竟有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单纯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不同。在有些外国学者看来，中国学者只是在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据功夫方面比他们强，至于历史理论和历史观念，中国学者与他们相比望尘莫及。他们最希望的是中国学者用中国史料来论证西方的理论模式和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我们当然不能把这种情况都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文化渗透和资本主义国家要“西化”中国的表现，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些人确实是要和马克思主义争夺理论阵地和学术阵地。没有这点清醒的认识，到头来我们是要吃大亏的。从根本上说，我们借鉴外国史学理论和方法，吸收外国一切优秀的学术成果，目的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五六十年代我们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唯苏联史学的马首是瞻，带来了不少消极后果。今天我们难道还不吸取教训，还要完全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史学理论和观念来剪裁中国的历史吗？中国古代的史学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这是世界各国学者都承认的。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应该有志气在未来的世纪中作出具有独特贡献的新的史学成就，在世界文化宝库中为中国增加新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