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没有西方的殖民侵略”，中国“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那么，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错误的。如有的人就认为，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干了蠢事，英国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清政府是个落后的封建王朝，落后不应该抵抗先进，先进可以帮助落后；有的人甚至说，如果反抗，就会“让我们中华民族倒退到刀耕火种”，等等。
    否定中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种种说法，这里不可能都一一谈到，只举其中的一种为例。这种观点的逻辑是中国人必须“信守条约”，不能“违约”，否则，就难怪西方列强发动侵华战争了。其实，帝国主义侵略者靠武力逼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之后，可以随时违背条约，再逼签更为苛刻的新约，以扩大侵略权益。反之，被侵略和奴役的中国人民稍有不满和反抗，就会被指责为“违约”，就是以“愚昧”抗拒“文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就是这一强盗逻辑的体现。在《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曾梦想信守所谓“万年和约”，但终于被英法联军的炮火将梦想打得粉碎。对于帝国主义以武力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完全有权反对，有权要求废除，不存在违约不违约的问题。如果按照所谓“信守条约”的说法，中国只有永远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殖民地，中国人民将永远遭受帝国主义的奴役而不得翻身。为谋求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而终身奋斗的孙中山先生曾明确指出：不平等条约“就是我们的卖身契”，“一定要主张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直到去世之前，他还一再反复强调说：“我们中国人的地位，堕落到了这个地步，如果还不想振作国民的精神，同心协力，争回租界、海关和领事裁判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我们中国便不是世界上的国家，我们中国人便不是世界上的国民”[③c]。并且把这个主张，写进了他的《遗嘱》。只有彻底斩断殖民枷锁，我们的祖国才有可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先行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深刻洞见，这才是近代四万万中国人的心声。
    史家总是立足当代而回首从前，现实的发展变化，常能给史家以新的启迪和灵感。然而，将历史与现实做简单的比附，结果往往是既误解了现实，又曲解了历史。中国今天的现代化事业是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胜利为历史前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累为基础，它不是历史上畸形的“近代化”的简单翻版；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给近代中国造成深重灾难，畸形的“近代化”没有、也永远不可能实现中国人的强国之梦。在思考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时，我们必须首先正视并认清这一点。
    创新不能离开求真
    科学的进步有赖于不断的创新，而创新的本质则是为了进一步的求真。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虽然研究对象不同，但创新、求真则一。就史学而言，创新就是要更准确、更深刻地揭示历史的真实。所以，无论是对以往谬误的纠正，还是对前人论断的完善，无论是对一人一事的细微考证，还是对天下兴衰、社会进程的历史评判，都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通过对史实整体、全面的把握和本质的分析，进而提出更能反映历史真实的新说。正如同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离开了求真的创新不免流于伪科学一样，在史学研究中，将创新与求真相割裂甚至对立，也会严重损害创新的价值与意义，其轻者会使创新沦为“戏说”或“演义”，重者则往往会变成对历史的编造和歪曲。
    近些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某些“创新”，就说明了这一点。如一些“新论”根本不顾客观历史实际，只是凭自己的意愿在那里论人评史。有人称赞袁世凯推行的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政策，“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宽松政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革命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成长起来”。这种“创新”，显然是历史的颠倒，不符合历史的真实。袁世凯政府在政治上实行的根本不是“宽松政策”，也不是“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而是实行专制政策，是违反当时社会历史发展总趋势的。辛亥革命后，大致是1912年3月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至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的一年时间里，社会上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民主空气浓厚，政党、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但是，这种局面的出现，是辛亥革命的成果，是清朝的覆灭、帝制的废除、民国的成立所造成的，而不能归功于袁世凯。此时的袁世凯虽夺得临时大总统，但还不是正式大总统，况且面对着的是革命带来的“自由之风，共和之气”，革命党人在南方拥有数省实力和十几万军队，为了欺骗和麻醉国民，他一再信誓旦旦地声称“忠于共和”、“忠于约法”，而实际上却在向集权专制的路上推进。在刺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武力“统一民国”、登上正式大总统宝座后，袁世凯就开始更明显地推行专制统治。即以新闻方面而言，辛亥革命后开创的民主、自由局面不断被破坏，“雨后春笋”般涌现的革命报刊一家家被查封停刊，报人被逮捕、枪杀，使报刊锐减300多种，酿成“癸丑（1913年）报灾”。袁世凯的统治是专制、残暴，而非宽松、自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地位的形成，到底是得益于袁世凯的“宽松政策”，还是由于他们勇敢地发动了新文化运动以反对袁世凯掀起的尊孔复古逆流，这本来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至于把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赞颂为“坚决抵制和反对‘二十一条’”，更是不知其依据何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而屈服卖国，举国一致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强烈反对，1915年5月9日被定为“国耻纪念日”。鲁迅曾说过：袁世凯“是卖国贼，不是年年纪念五七和五九么？袁世凯签订过二十一条，卖国是有真凭实据的”。还有人赞美先为晚清重臣、袁世凯的支持者、后为北洋总统的徐世昌坦荡无私、忠于国家、高风亮节、不为利诱、凛然自守，是推翻旧时代的先行者，是大政治活动家、经济家、教育改革家，把他捧得很高，赞美的词句几乎都用了。然而翻遍其约20万字的评传，却难以找到对上述“新论”给予有力支持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