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些作者也声称“依据历史事实”，在他们的论著中确实也依据了一些“历史事实”。问题是所依据的是什么样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不等于都符合历史的真实，不能随便都拿来做为事实依据，而是需要加以分析、选择。有些“事实”是靠不住、不可信的。尤其是一些政治人物，如袁世凯、徐世昌之流的言论，更需要做具体、认真的分析，不仅听其言，更要察其行。如果不加分析，就把他们的言论即所谓的“历史事实”随意拿来作依据，即使是大奸大恶，无疑也会成为所谓伟大的人物。如袁世凯，暗地谋划刺杀宋教仁，却又公开表示哀悼，并电令“限期破案”；以“武力统一民国”，镇压了“二次革命”，却反诬孙中山、黄兴捣乱，说什么“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生命财产听人捣乱”；在以种种卑劣手段强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后，宣称“但知救国救民”；接受了日本的“二十一条”，却把卖国说成是“以保全国家为责任”的“爱国”行动；明明是背叛民国、推翻共和、复辟帝制，却声称是“国民期望”、“亿兆推戴”、是“爱国”。难道能将袁世凯的那些谎言作为可依据的“事实”？
    无论是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还是历史人物的活动，都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而是在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的联系和矛盾斗争中进行的，将其抽象起来，孤立地去加以描述，不仅不能揭示其本质，而且将会导致对历史的歪曲。即使是历史人物的言论，也不能片面地加以渲染，以偏概全、随意拔高、美化，而对其他方面的重要言论则不予理会。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对曾国藩在家书中告诫其子弟要“爱民”等思想大加颂扬，使他几乎成为一代“完人”。可是，众所周知，曾国藩镇压农民起义时心狠手辣、不惜滥杀无辜。在家书中，他也曾反复强调对造反的农民起义军应“斩尽杀绝”，“克城以多杀为妥”，“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这是曾国藩的另一面，不能只说“爱民”一面，而掩盖杀民的一面。而且对曾国藩的“爱民”也要与其杀民的阶级本质联系起来考察、分析。在对这些政治人物进行全面评价时，就必须正视而不是回避这一问题。可是今天的一些“新论”于此却少有涉及。当然，也有一些论者试图对此加以解释（或辩护？），但其做法又往往是将历史抽象化。如把为生存而战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指责为信奉西方宗教的异教徒，将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视为儒家文化的卫士，使两个阶级之间的战争抽象为中外两种文化的对垒。这样一来，曾国藩对中国农民大开杀戒不仅无过，反而有功，因为他使中国免于倒退到像欧洲黑暗的中世纪。
    无可否认，以往我们在近代史研究中有过简单化的倾向，对于统治者、反面人物简单否定，对于被压迫阶级和正面人物则有所拔高。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倾向已逐步得到纠正，并取得许多成果。这种创新深化了近代史研究，是可喜的。但是现在的某些创新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林则徐、康有为、谭嗣同，到孙中山、陈独秀；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到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都相继遭到指责和否定。而对琦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物及相关事件的评价则是越来越高。这类新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在于：支撑它的不是大量坚实可靠的史实，而是一些孤立的、片面的事实。对于这种研究方法，当年列宁曾尖锐批评说：“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①d]这类违背了历史真实的“创新”，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复旧，因为从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海内外资产阶级史家的著作中，往往可以找到这类新论的影子或观点。
    主观臆想不能代替历史客观实际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②d]。这是因为历史是昨天的现实，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看，它都是一个无法更改和逆转的客观存在。历史学正是以这一客观存在为研究对象的。在这一客观性的制约下，研究历史就必须从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出发，对客观历史予以能动的反映。即在搜集、整理、研究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探寻社会的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而不能与此相反，脱离历史的客观实际去随意地作主观的臆想和假设。
    在史学领域中，确有一方可供史家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去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但这里同时又有一个最基本也是最严格的限制：史家的主观不能与历史的客观相脱离、相违背，充分发挥主观只是为了准确揭示客观。史家的任务是认识、解释历史，而不能编造历史。对于任何一个在人类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无论是好是坏，史家所要着力研究的是它发生、存在的原因和所产生的作用，而不能由史家主观地去为已经发生了的历史进程另行设计一套方案。现在有人提出革命不如改良，认为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的产物，并声称假如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逼着清政府改革，中国就现代化了。辛亥革命搞糟了，一下子痛快地把清王朝搞掉，必然导致军阀混战。然而，辛亥革命已经发生了，立宪派的立宪运动已经失败了，清政府也早就垮台了，谁也无法再回头去改变已经发生了的历史，这种假设无非是研究者头脑里的主观臆想，是毫无意义的。但在近代史研究中，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类似的假设时常出现，如说假设鸦片战争提早300年，中国的进步就会更快，早就能现代化了；如果按照洋务运动的路子发展下去，中国就实现现代化了；如果没有发生“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传统文化就不会中断……等等。这种假设不仅无益于历史研究，而且使一些对中国近现代史不甚了解的人产生了困惑。所以，对这种在专家学者眼中本不值一驳的假设，还是应该给予认真的对待。澄清是非，纠正谬误，这也是史家的职责所在。这里，我们不妨以辛亥革命为例，对所谓的“假设”做一简要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