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辛亥革命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两个最显著的变化，一是政治倒退、军阀混战，出现了近代史上的政治最黑暗的时期；一是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明显的发展，尤其是1914年到20年代初，被称为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关于这一“黄金时期”的到来，史学界常常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方国家放松对中国的控制、减少对中国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的因素，忽视了辛亥革命对中国民族经济的影响。
    据严中平等人统计，1912-1919年，新建厂矿600多家，到1920年，新增资本总额1.6万亿元，这8年的投资，相当于1912年以前50年间投资额的总和。1913年，中国使用蒸汽动力为4.3万马力，1918年增加1倍，为8.2万马力，同时期全部机械动力也增加31倍多。民族资本占工农业总值，1913年为11%，1918年为18%，这一水平一直维持到1949年。
    辛亥革命到20年代初中国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与辛亥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这一主题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但它毕竟空前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第一次参与国家政权，通过立法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袁世凯为了稳固其统治地位，曾被迫颁布了一些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法令和措施。据不完全统计，《东方杂志》从1915年1月开设“法令”栏到1921年此栏结束止，共公布法令、章程、条例、规则、细则391件，这些法律条文涉及到政治、经济、司法、文化、教育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法律条文不仅为民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政策、法律保障，而且为民族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社会环境。
    如果仅从经济立法看，仅1912-1916年，即达86项之多。这些法规的主要内容有：（1）人民自由保有财产、自由营业。这在《临时约法》中有明文规定。（2）改官办商会为商人自己的“合群组织”。（3）解除呈请开办企业设厂注册的若干限制。这在《农商法规》、《商人通利》中均有规定。商人呈请注册开办厂矿，只要符合注册条例章程，即可直接向地方官厅呈请，不必经商会转呈。（4）取消清政府对开采矿产方面的若干限制，鼓励商人和吸引外资开矿、探矿。1914年3月颁布的《矿业条例》规定，地下矿产皆为国有，除地面盖屋应偿地价外，地主不得任意索价。为了鼓励商人开矿，还减轻了矿产税。对于外资，规定“凡与中华民国有约之外国人民，得与中华民国人民合股取得矿业权，但须遵守本条例及其他关系诸法律。”“外国人民所占股份，不得逾全股份十分之五。”（5）实行奖励制度。1914年4月颁布了《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1915年6月颁布了《造林奖励条例》，1915年7月颁布了《农商部奖章规则》，规定，对在以上事业中卓有成效者给予奖励。（6）对新办企业予以保息。1914年1月颁布《公司保息条例》宣布，政府为发达实业起见，拨出公债票2000万元，作为保息基金，每个以其利息对新设立的6种公司股本保息。（7）对民族工业产品及其所用原料减免捐税。（8）奖励发明创造，取消封建性的专利垄断。1912年底颁布的《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把专利权明确限于工艺品发明者和改良者，取消了建厂专办之权。（9）设立各种示范场所，劝导人们创办实业。（10）筹备国货展览会和组织参加外国展览会。上述法规，把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纳入了法制化、规范化轨道，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
    四、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意识的现代化
    辛亥革命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社会心理最为矛盾、社会意识最为混乱、社会思潮最为庞杂的时期。民主共和的招牌挂起来了，男人们的辫子剪了，女子们的裹足放了，但是，社会空气并没有真正清新起来。新旧思想、文化、习俗、意识在搏杀拚斗，旧的死命守住阵地，新的决意要杀出重围。从普遍的社会文化意识来看，传统的成份仍极为丰厚，但新文化也已初步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并注定了最终要成为时代的主潮。这一方面反映出辛亥革命没有真正实现思想意识的革命，一方面又预示着一场更深刻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新文化运动则是这场大风暴来临前的惊天春雷。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社会意识不断趋于现代化的历史。如果从历史的横断面考察，辛亥革命才真正启开了中国社会意识现代化的闸门。这里，着重从以下诸方面来分析。
    1.参政意识的世俗化
    封建社会，所谓政治，纯属统治阶级的事。统治阶级在政治高压的同时，大搞愚民政策，所谓“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般民众不仅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且“不在其位，禁谋其政”。清朝统治者更是视政治为自己的禁脔，大搞文字狱，大兴卧碑风，明令禁止“生员上书陈言”。清朝末年，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将紧闭的政治大门启开一丝缝隙，改八股为策论，允许人们议政，但这仅限于“生员”。1905年宣布预备立宪及1908年资政院、咨议局选举，在法律上认可了民众参政的权利，但此次选举的覆盖面仅占全国人口的0.4%。
    辛亥革命时期，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使原来仅为涓涓细流的民众参政意识变成了一股世俗浪潮。人们以谈论“革命”为时髦，甚至像“阿Q”这样的下层民众也心存革命，中山装、短发、天足、话剧、西医、白话等逐渐为国民所接受。尤其是随着文化信息化的发展，各种新观念不断为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所接纳。据统计，民初全国报纸总数达500家，发行总数达4200万份，平均每10人1份报纸。“读报者虽限于少数人士，但报纸发表之意见，由公众的或私人的议论，几乎下等之苦力，亦受其宣传。”[①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