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民众的参政意识主要表现为挽救民族危亡。至于政体问题，认识上仍很模糊，参政的行动也缺乏自觉性。因此，民国建立后，“社会上看到的是：各家各户（不管农村、城市）也还大多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神牌。”[②c]“就大多数国民之心理观之，则共和政体之发生，仍依据于事实（仅于事实上驱除暴君污吏而已），而非根本于原理。盖事实问题者，以利害为标准；原理问题者，依是非而判别。而吾国民对于共和政体之观念，乃歆于事实上所谓利，而非动于原理上之所谓是也。”[①d]甚至当袁世凯一再破坏民主共和，废弃《临时约法》，当上终身总统时，各地民众反而弹冠相庆。武汉、南昌等地的商学工界，还举行了庆祝袁氏“大总统选举法”颁布的活动。经过护国运动，民众增强了民主共和的观念，参政意识大为浓厚。据当时的《申报》记载，南京在民国“三、四年皆寂然无所举动，今此共和再建”，“各界皆兴高采烈”；苏州“上中下社会人等瞻观灯会者，几有万人空巷之势”；无锡也出现了“自共和以来，举行国庆之第一盛况。”尤其是经过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民众的参政意识空前高涨，参政议政也渐趋自觉。学界首先发动了五四运动，商界、工界、农界随之呼应，尤其是工人的罢工，使五四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2.组织意识政党化
    封建社会，由于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人们的组织意识和组织行为具有封闭性、分散性。而统治阶级历来就视民众组织为大忌，严格禁止。这样，在人们的组织意识中，笼罩着“君子群而不党”的伦理规范。因此，封建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政党产生，有的多为秘密结社。
    唯物史观认为，政党不仅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且是“近代社会”“现代文明”的产物。中国的政党产生于20世纪初（1905年的同盟会），这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经济的产业化、政治的世俗化、文化的信息化则为政党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此后，中国人民阶级斗争的组织形式逐渐同秘密结社变为政党。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进入了政党政治时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赋予了人们集会、结社的权利。民初，“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②d]由于民初政治空气活跃，国民的政党意识十分浓厚。各阶级、阶层均积极创建政党，并通过政党实现执政或参政的目的。据台湾学者张玉法初步统计，民初出现的政党与政党性组织共312个。各政党相互竞争，形成了竞争性政党政治的格局。民初竞争性政党政治的格局，是对封建专制政治的反动，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组织结构和政治行为，加速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尽管民初政党政治很不规范，但它毕竟初步实现了国民政治意识的组织化和组织行为的有序性。在未来的中国政治历程中，任何人要想搞独裁，都不得不顾忌一下政党的能量。如袁世凯当时最怕的不是拥有重兵的李烈钧这样的督军们，而是国民党领袖宋教仁。
    正是由于辛亥革命开中国政党政治的先河，所以，中国政治才得以加速发展。这以后的国民政治活动，都被规范在政党或政党性社团的领导下。但真正使广大民众具有科学的组织意识、团结精神，并形成一往无前的力量，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3.社会意识的理性化
    封建社会，社会意识被蒙昧在迷信之中。广大民众在儒学教化下和专制政治高压下，混沌地生活着。整个社会没有一个系统而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意识支配，即使是农民起义，也至多是揭橥朴素的平均旗号。
    辛亥革命使中国的社会意识实现了第一次质的飞跃，它使国民第一次听到近代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声音，第一次感受到作为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这，恰恰是中国社会意识理性化的源头。在新的社会意识支配下，国民的文化心态、风俗习惯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具有现代意蕴的事物被接受了，符合时代风尚的道德被提倡了。
    辛亥革命后，社会意识变革最显著的是社会指导思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打落了皇冠，而皇权思想、权威意识并未随之消失。但是，辛亥革命最伟大的功绩在于启开了封建主义之蒙，使社会意识的现代化大潮奔腾东流。人们正是从这股大潮中把握住了社会历史的趋势，同时，又从辛亥革命的悲剧中更加领悟到现代意识的珍贵，这才出现“改造国民性”的呐喊，出现了民主、科学的呼吁。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的成功，就不会有民主、平等意识在国民心中的扎根；没有辛亥革命的失败，就不会有更深刻革命的到来。以民主、科学为宗旨的新文化运动既是对辛亥革命的继承，也是对辛亥革命的超越；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最终成为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则既是对新文化运动精神的继承，也是对新文化运动精神的超越。历史就是由无数个继承与超越组成的链条，历史在继承与超越的不断运动中走向现代化。
    注释：
    ①a 李约翰：《清帝逊位与列强》（中译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6页。
    ②a 张健甫：《中国近百年史教程》，桂林文化供应社1940年再版，第201页。
    ③a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9页。
    ①b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第96页。
    ②b 《列宁选集》第3卷，第181页。
    ①c 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81、194页。
    ②c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
    ①d 伧父：《共和政体与国民心理》，《东方杂志》第9卷第5号。
    ②d 丁世峰：《民国一年来之政党》，《国事》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