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对不同立宪派人的功过是非，需要分别评判，不宜等量齐观。那些真正转变为革命派者，如沈懋昭、李平书等，对革命“有利无害，有功无过”；川、鄂、湘、皖、闽、粤等省的立宪派应变势力，既有劳绩，又有破坏革命的罪行，“利害相等，功过参半”；江浙地区的立宪派稳健势力，虽有微劳，但对革命的危害极大，可以说是“害多利少，功难抵过”；康、梁一派保守势力，拟订引诱革命派接受招安的方案以实现君主立宪，因其远在国外未能实现这一计划，对武昌起义后的局势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就辛亥革命的全过程来看，立宪派人都是因人成事，居间拨弄，论功，不在前科；科罪，也非首恶。”（注：林增平：《略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与清末立宪派》，《辛亥革命史丛刊》2辑。）
    总之，围绕立宪运动和立宪派的学术争论，还远远没有完结，许多问题也尚无定论，争论还将持续下去。
    （四）关于南京临时政府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除继续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进行讨论外，80年代以后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对《临时约法》的评价，以及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上。兹分述之。
    1.关于《临时约法》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过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习尚等方面的政策法令，论者从立法建制的角度给予了较多的肯定，指出这些法令“曾一度促进民主思想的高涨，激发兴办工商业的热情和发展新文化新教育的积极性，并对以后的历史有深刻影响。”（注：李时岳、赵矢元：《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136页。 ）“孙中山代表着先进的阶级，用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改造社会，改革政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革命行动。”（注：刘望龄：《辛亥革命大事录》，知识出版社，1981年，29页。）有的论者强调：“这些法令，有的立即实行或逐步实行了，有的则只具空文而没有来得及实行。但是，不论哪一种情况，都是值得赞许的，它反映了资产阶级政权优于封建政权，具有一种崭新的面貌。”（注：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439页。）“正因为孙中山搞了法治， 使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的新观念深入了人心，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因此，袁世凯复辟封建专制的一切倒行逆施，虽得逞于一时，而最终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注：唐上意：《南京临时政府的立法建制》，《近代史研究》1981年3期。）
    对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内容、历史地位和影响，一般论著评价颇高，认为“这个约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中国人民多年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民主思想的结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宪法”（注：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473页。）；“它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 是辛亥革命的一项积极成果，在中国宪法史上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注：陈胜粦：《论孙中山在创建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斗争》，《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4期。 ）有的还认为：“《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部革命的宪法，也是资产阶级绝无仅有的一部民主的宪法”，是当时亚洲各国“最民主的资产阶级民权宪章”（注：刘望龄：《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华中师院学报》1981年4期。）。 它不仅“显示了孙中山创立共和国的性质”，而且“成为革命民主派为保卫共和国而斗争的一面旗帜”（注：陈锡祺：《论孙中山在南京政府成立前后的活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4年，163 页。）。“如果认为以《临时约法》为旗帜的护法运动遏止了北洋军阀所代表的大地主复辟倒退的反动潮流，是不为过分的。”（注：曹三明：《试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历史功绩》，《山东大学学报》1982年3期。）
    对于《临时约法》的局限，有的论者以其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缺少“任何真实的人民民主权利”而予以批判。有的论者则强调要进行历史的分析，在中国尚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反封建是主要任务，因此，对于《临时约法》“只要指出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就不难理解它所存在的局限，而不必在具体内容上作过分的苛求”。“《临时约法》的阶级局限，主要的不表现于它所规定的内容，而在于内容之所不足”。尽管它规定的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但这是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是中国人民“谋求民族振兴、国家发达的重要起点”（注：刘望龄：《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华中师院学报》1981年4期。 ）。
    2.关于南京政府的财政困难
    财政是一个政权的命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财政极度匮乏，由此带来一系列恶果。对这一问题，不少论者进行了研究。
    关于造成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难的原因，有的论者指出，首先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其次是临时政府内部不统一。由政治上的不统一影响到财政上的不统一，如临时政府管辖之下虽然名义上有十数省区，但控制着各省军政大权的都督对临时政府在财政上根本不予支持（注：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下册，453-454页。）。
    有的论者认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清政府原有的税收系统已全部崩溃，而新的税收系统又未迅速建立。各地军政府截留税款，帝国主义扣压关税，连数额很小的官业收入和杂税临时政府也难以得到。因此，其正常的财政收入来源绝大部分已形枯竭，加之资产阶级对临时政府的财政支持十分有限，使临时政府发行公债和军用钞票及借款等措施均未收到明显成效。由于以上原因，南京临时政府自始至终未能摆脱财政危机（注：李荣昌：《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初探》，《辛亥革命史丛刊》5辑。）。
    还有的论者阐明，财政困难一开始就是革命党人面临的难题，只不过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最为突出。其原因在于，作为革命主要力量的中小资产阶级的企业小，资金微薄，且随时有破产的可能，根本拿不出多少钱用于革命；大资产阶级则热衷于搞君主立宪，不愿支持革命。因此，在国内筹款很困难，只得仰赖于对外募捐和借款，而这种收入是不固定的，数量也是有限的。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支出款项较诸革命初期成倍增加，财政困难随之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注：汲光远等：《财政困难是辛亥革命失败原因之一》，《山东师大学报》1986年2期。）。
    财政困难使南京临时政府处于极为艰难的境地，严重影响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对内对外政策，威胁到南京临时政府的生存。有的论者指出，临时政府的收入有61.3%来自外债，“这样一个列强的债务人，其对外政策又安得不软弱？”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均对袁世凯存有戒心，但之所以同意与其达成和议，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财政的极度匮乏（注：李荣昌：《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