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次革命”的性质，论者大都认为是一次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武装斗争，而不具有严格意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但在具体评估的尺度上有所不同。
    有关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几点展望
    从以上综述不难看出，20世纪、尤其是80年代以后，在新老几代学者的辛勤耕耘下，辛亥革命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已经具备了比较完整和成熟的学科形态，其研究的起点已经很高。但是，研究起点很高，并不意味着辛亥革命史研究已面临“终结”或已经“终结”，恰如这一领域中的不倦开拓者章开沅先生所言：“历史是已经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辛亥革命史研究本身亦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人们越来越可以冷静下来，以平实的心态和理性的睿智来客观地探讨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时，蒙在其上的面纱将被一层层揭去，若干不曾意识到的问题和事实将逐步浮出水面；另一方面，如同人类对真理的认识不会穷尽一样，史家对历史的阐释也永远不可能终结，任何合理的阐释都只可能是相对的。就此而言，可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从许多方面来讲，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都还方兴未艾，前途尚未可限量。
    问题是，在现有的高起点上，辛亥革命史研究究竟应如何深入？其未来的取径到底何在？历史是未来的一面镜子。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总结过去，从过去20年来的大发展中，清理出未来发展的线索，用以指导下一世纪的研究。回顾以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认为，新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应致力于加强或拓展以下几个方面的取向。
    首先是继续发掘辛亥革命的有关史料，以新材料的发现带动学科研究的深入和细化。作为一门实证性很强的学科，任何科学的历史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以新材料的发现作为研究的前提和突破口。新的观点可以层出不穷，但若没有坚强的史料作为支撑，很可能是昙花一现，经不住时间的检验。这当然是老生常谈，却又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近20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能获得出人意料的进展，不正是得益于一大批鲜为人知的新材料的发现，或注意到了一些过去不曾留心但确于研究有补的“旧”材料吗？
    仅就人物研究而论，这些年来孙中山研究能成为辛亥人物研究中的一门显学，长盛不衰，除他本人的重要性而外，与前面提到的《孙中山年谱》、《孙中山全集》等一大批系统资料的陆续面世不无关系。正是新材料的陆续发现，使研究者有可能纠正过去的一些误断。如关于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一事，过去绝大多数认为是其早年倾向于改良的例证，但近年所发现的一些资料，却显示孙中山是为了能与李鸿章面谈，劝其反满，是其革命开始阶段的一项重要活动（注：黎澍：《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事迹考辨》，《历史研究》1988年3期。）。同时， 新材料的发现，又可以使人们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如有关孙中山的宗教思想，过去只知道孙系一基督徒，但其信仰的内容和程度究竟如何，却处于模糊的状态，鲜有深入的研究。近年来有研究者利用一些新的资料，对孙的宗教观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开辟了孙中山研究的新领域（注：田海林：《孙中山宗教思想纵横论》，载刘泱泱主编《辛亥革命新论》，湖南出版社，1996年。）。又如，正是像《辛亥人物文集丛书》一类在革命中比较次要人物的文集的出版，推动辛亥革命研究者把视野扩大到少数革命领导人以外的更广大人群，扩大到革命壁垒之外各种类型的人物，使人们对辛亥时期的历史获得更深刻、全面的理解。
    尽管这些年出版了一批又一批辛亥革命历史资料，包括一些珍贵的档案资料，但绝不可以认为已穷尽了相关的资料。例如英国外交档案中已经发掘出来的资料，只是该档案中与辛亥革命相关资料的一小部分，还有大量的资料有待发掘。又如各地海关档中也有大批与辛亥革命史相关的档案资料，尚未来得及加以系统的发掘、整理。有关辛亥革命时期商会、商团档案均未正式出版，已经整理出的苏州商团档案由于经费原因，也未正式出版。这些相关史料的发掘、出版无疑可以推动辛亥革命研究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走向深入。
    其次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某些既有的规范认识。在历史研究中，人们之所以得出一些错误的认识，错误的或不全面的资料的误导，往往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有些错误的造成又不在资料本身，或者说不完全是资料的原因，而在于人们认识问题或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其中，被似是而非的规范认识所误是出现问题的一个方面、一种原因。
    所谓规范认识，与托马思·库恩所论证的“范式”（paradigm，或译范型）有关，但又不完全相等同。“所谓规范认识指的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注：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的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141页。 ）这些信念源于大多数人或某些权威的厘定，经多次重复后，往往构成不同理论、模式间分析问题时不言自明的共同前提和出发点。应当说多数规范认识是正确的、合乎事物内在本质的理性认识，是我们讨论问题不得不遵循的共同前提。但也不得不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的确有些规范开始发生问题，已不能满意地解释实证研究所揭示的矛盾现象。换言之，即出现了所谓规范认识的危机。
    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同样存在类似的规范危机现象。例如，过去对辛亥革命的内在涵义，几乎是不言自明，用不着讨论的，但现在随着研究的深入，疑问出现了：辛亥革命究竟是一种政治革命还是一种社会革命？如果说是一种政治革命，那么是不是反对暴力就是反对革命，应否将改革、立宪的主张也纳入政治现代化意义上的政治革命的范畴？换言之，立宪派是否就是反革命派？辛亥革命中到底是否存在这两派之间的尖锐对立？同时，从政治革命的视角看，过去所说的辛亥革命既胜利了（推翻了清王朝），又失败了（民国是一块“空招牌”），是否存在学理上的悖论？因为在同一民权政治视角下，是否允许存在既胜利又失败的形式的混乱（注：参见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论》，518-519页。）。另一个问题是前面提到的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问题。过去通常认为由中小民族资本家构成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并作为定论写进了教科书，但深入的研究却表明很少有中小资本家真正支持革命，反之，他们倒对“自治”、“立宪”一类改良性运动表示兴趣。由于与事实成悖论，这一规范认识已遭受质疑。还有一种规范认识是由所谓“假问题”引起的。如长期认为武昌起义后成立了“谋略处”作为临时性的最高革命权力机关，负责实际主持军政府工作。根据这种既成定论，不少人发表文章大谈“谋略处”在武昌起义中的重要作用。但近年来对史实的进一步考证证明所谓“谋略处”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系因对当事人错误的回忆陈陈相因、辗转抄袭，而最终三人成虎地杜撰出来的（注：吴剑杰：《谋略处考》，《近代史研究》1987年2期； 张海鹏：《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考异》，《历史研究》198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