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版本与整理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收入的著述所依据的底本，是以那些审校较精、内容较全 、时间较早的为主。如金毓黼的《中国史学史》，依据的是195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修 订版，但该书的初版（1944年）有第十章《最近史学之趋势》和《结论》两部分，商务印 书馆的修订版未收，本次出版该书，将这两部分作为附录收入，恢复了其原貌，使其更 为完整。又如陈垣的有关宗教史的论著，作者在出版后又进行过手批与手校，本次陈垣 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外宗教史论著八种）收入丛书出版，即加入了陈垣校改的内容。 陈梦家的《尚书通论》（外二种）也是同样情况，整理者王世民悉心搜集到了陈梦家生前 校订这些著作的原书，并将这些内容充实到了该丛书中。再如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 ，最初用的底本是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印一册本，排出校样后，才知道有香港大学出版 社1956年的增订两册本，为了保证这部著作的内容质量，即改为以此增订两册本为底本 。这些做法，无疑使这些“名著”的学术价值反映得更为全面和精审。
    由于一些著作出版时间较早，原文或竖排繁体，或没有标点，或仅有断句，或讹误较 多，或印刷不清，而《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在体例上要求横排简体、新式标点，文 字内容务求精准无误。因此，必须要对某些著作进行全面整理。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 》、孟森的《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王国维的《观堂集林》、金毓黼的《中国史学 史》、邵循正的《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等书都请学有专长者做了全面的整理。这项工作 看似简单，其实有着很高的学术含量，整理者必须对原书有专门研究，而且具备相当文 字功底。《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出版的这些经过专门整理的著作，实为嘉惠后人的 有益之举。
    （四）附录与书名
    在编辑《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是，限于丛 书的体例要求，对于每一位史学家按理说应当只收入他的一部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但实 际情况却是各种各样的。某一位史家不一定只有一部代表作，或者某一位史家除了他的 代表作之外，可能还有一些产生有很大影响的论文，等等。对此，在篇帙允许的情况下 ，丛书尽可能全面地收入反映史家的学术成就的著述与论文。
    丛书主要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以“附录”的形式收入著者的重要论文，一是采取“ 外X种”的方式同时收入著者的其他重要著作。
    在已出版的史学名著中，约有7种加上了“附录”，即除了“名著”本身外，还在附录 中收入了著作者的相关论文，所收文章全部注明原出处。其中，以李守常《史学要论》 的附录所收文章最多，有32篇。这主要是由于《史学要论》本身篇幅较短，不足4万字 ，为了体例上的统一，需要补充内容；但更重要的是，附录所收的论文大多同历史学有 密切关系，一些文章还是思想史或革命史上的名篇，其重要性并不在《史学要论》之下 。李济的《安阳》和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分别在附录中收入了18篇和15篇文章。 《安阳》一书原是著者用英文写成，1990年出版了中译本，但存在一些翻译上的错误， 李光谟组织了对这部书的重新校订，收入《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中出版；附录中的 18篇文章，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李济在考古学上的建树。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的附 录由张传玺选定，所收的15篇文章，除两篇写于抗日战争时期外，其余13篇都是在五六 十年代写成的。翦伯赞为了反对当时出现在史学领域的极“左”思潮，在1961年和1962 年先后发表了《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出现的几个问题 》等文章，在当时的史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是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 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另有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的附录收入了著者关于古史 、史学方法研究方面的文章6篇，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附录收入了著者的考证与 论学文章4篇，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的附录收入了著者关于民族史、中外关系 史、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论文7篇，吴晗《朱元璋传》的附录收入了著者关于明史研究的 论文5篇，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附录收入了著者关于宋史研究的论文13 篇。
    对于某些有着多部标志其学术水准的重要著作的史学家，丛书在篇幅允许的条件下， 在原著之外以“外一种”或“外X种”的方式予以收录。数量最多者为陈垣的《明季滇 黔佛教考》，附以“外宗教史论著八种”，亦即丛书的陈垣卷一共收入了他的9种宗教 史论著。此外，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附“外二种”，分别是《中国历史研究法 补编》和《清代学术概论》；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附“外二种”，分别是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元白诗笺证稿》；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外二 种”，分别是《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陈梦家的《尚书通论》附“外二种”，分 别是《西周年代考》和《六国纪年》。附“外一种”的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附《章实斋先生年谱》）、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附《刘向歆父子年谱》）、吕振羽 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夏鼐的《考古学论文集》（ 附《考古学和科技史》）、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胡厚宣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附《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
    这些附录的论文或著作，相对于“名著”和著作者而言，极大地丰富了其学术含量， 在一定的篇幅里最大限度地反映出了史家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为读者更为全面地了解和 研究“名著”及相应的研究领域提供了便利条件。
    由于体例与编排上的原因，一些著述的内容（主要是以论文集的形式结集成书的）是经 过选编后收入丛书的；还有某些有建树的著名史家，尽管成果丰硕，但是却没有一部十 分适合于丛书体例要求的著作可供收入，需要编者重新筹划编排。遇到上述情况时，著 作的具体内容篇目可以根据其学术价值而选编收入，但是书名却成了问题。《二十世纪 中国史学名著》丛书是以“名著”为基本标志的，不可能重新为这部著述命名，否则“ 名著”之称就不能成立了。这些问题在丛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经过与有关学者的反复斟 酌讨论，基本上得到了比较妥帖的解决。
    具体言之，孟森是著名的明清史研究专家，他关于明清史研究的重要论文多收入《明 清史论著集刊》和《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但两书加在一起篇幅过长，需要择其最重 要的论文集为一书。选编工作是由孟森的学生、著名的清史学者王钟翰来做的。涉及书 名的问题，王钟翰提议为《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这个书名既涵括了《明清史论著 集刊》和《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两部书的名称，也反映了新编就的书与这两部书的区 别。编委会采纳了这个建议，并深感该书名合情合理地体现了实际情况。谭其骧的《长 水粹编》一书也与前书类似。谭其骧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他主持完成的《中国 历史地图集》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大项目，也是他本人杰出的研究成果。但 丛书不可能将《中国历史地图集》收入。他的论文集《长水集》收入了他的大部分论文 ，但同样篇幅过长，无法全部收入丛书。谭其骧的弟子葛剑雄丛书中选出有代表性的历 史地理学论文，集为一书，取名《长水粹编》。
    顾颉刚因怀疑古史、提出疑古学说而成为20世纪最著名的史学家之一。他一生勤于著 述，在历史学诸多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究竟以何种著作入围《二十世纪中 国史学名著》，反而难以取舍决断。既然顾颉刚以“古史辨”最有影响，还是入选了他 创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和探讨古史系统的几篇论文，书名最终决定用他那篇 脍炙人口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即《古史辨自序》。相信以顾颉刚的这篇详细 阐述自己治学经历、疑古思想的形成过程、疑古思想的主要观点，并导出7厚册《古史 辨》的“自序”来命名丛书的顾颉刚卷，应当是名实相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