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硕果累累，但知识在不断更新中，学术也要发展，创新是知识更新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助力。这种创新既有对史学内涵研究的拓展，也包括方法、视角的调整更新，以及要注意把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中国史学作为一个完整的学术生命体，在国际上的传播、交流及其影响，应该是我们认识自身发展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
    事实上，两千多年来，中国史学作为完整的学术生命体，在世界史学前行的版图上，一直是活跃的、变动的，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史学，呈现频繁交流与互动的状态。
    在古代和中世纪，在史学的国际交往中，中国史学基本呈现输出与影响他方的态势，主要去向是东亚和东南亚。中国古代史书、史学体裁、史学编纂思想深深影响东亚文化圈，甚至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史学编纂也采用中国史学的体裁和方法，沿用中国史学思想的诸多命题。日本江户幕府时期林罗山编著的《本朝通鉴》、朝鲜李朝时期郑麟趾编著的《高丽史》、越南由好几代史家相继完成的《大越史记全书》，都是中国史学影响下的有影响作品。中国的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章政书体影响，也颇见于其史书编撰之中。自《日本书纪》开始，日本便以中国正史为范本，成为本国史学传统，“日本古代史学从修史宗旨到史观、史体、史笔，皆不出中国的史学体系”①。中国史学对东亚史学影响的重要作品，应该提到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对中国史学发展史做了全面研究，被认为是国外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为这本书中译本作序的谷川道雄对此书景仰，诸番褒扬之后，提出要注意作者的立场，说内藤湖南认为东洋史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他是把自己的史学也作为中国文化发展之一环的”②，他说当时的内藤并没有今天这样的近代主权国家的划分意识。谷川道雄的话，提醒我们注意一个问题--中国古代史学对日本的烙印问题，这也影响我们对中国古代史学对整个东亚影响程度、特点的考察。
    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的交往中，近代以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呈现一种被动受冲击状况。日本原来是中国的学生，现在反过来当老师了，影响中国，影响东亚，他们从西方接受来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也转辗影响到中国史学编撰。尔后大批西方史学著作的涌入，更深深冲击着古代史学的价值体系，近代西方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对中国史学演变的刺激相当大，甚至要主宰中国史坛的话语体系。“西方中心论”严重影响对中国古代史学遗产的评价，中国史学是“剪刀加糨糊”的胡诌不胫而走，似乎中国史学真的那样浅薄，那样零片。诚然，这与近代以来的中国屈辱史有关。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史学在世界的传播也不是一概被否定的。在欧美一些国家，真知灼见的汉学家们，还是真诚敬仰中国古代的《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文史通义》等著作。在法国，沙畹（Emmanuel Edouard Chavannes）的《史记》翻译成为经典之作；在美国，德效蹇（Homer H.Dubs）的《汉书》选译也是有影响的汉学精品。1938年，一位名叫嘉德纳（Charles Gardner）的美国学者还推出《中国传统史学》③，成为英语世界第一部中国史学史研究作品。学者中出现批判“西方中心论”的呼声，要求全面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认识和读懂中国，对以史学为重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评价也相当高。当然，这一情况的出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远东和中国战略地位的变化有密切关联。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史学的国际交往进入一个新发展时期。由于“冷战”和国内“左”的思潮影响，这种交往一度陷于低谷。这时西方倒没有停止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尤其加强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探讨。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中国学家，率先开始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源流的分析，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出版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④等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专著，阿尔夫·德里克（Arif Dirlik）、詹姆斯·哈里森（James P.Harrison）等学者相继展开对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国农民战争史等诸问题的探讨。⑤同时，他们继续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华裔学者韩玉珊的《中国史学纲要》⑥，洪业、杨联陞对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的多篇论文，成为当时西方研究中国史学的重要作品。西方的中国学家认为，对新中国的了解，还是要从其传统的认识开始，对包括思想和制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是他们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改变了这种不平衡局面，学术互动成为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国际交流的主要趋势。中国考古学成就、中国史学惊人发展、中国史学工作者的坦率胸怀和理念变化，使西方学术界刮目相看。同样，西方史学思潮的演变，也使他们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出现新动向。受年鉴学派、新文化史影响，他们对中国传统史书、传统编纂方法产生另类思考，包括重新审视和评价《史记》价值与编撰手法。这些新成果使中国史学史研究者感到多少有点新奇。全球史观的影响下，无论对西方史学的研究还是中国史学的研究，也都有新的观察视角和方法，这些变化也使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再度陷于深思。
    两千年的中国史学的国际传播与交流，使我们感到对这一历史进程及其演变的把握、反思的必要性。这一问题弄清楚了，才有大局的观念，站得更高，对涌动的潮流看得更分明。很显然，这一问题以往探讨不多，可以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创新领域。
    其一，应该对中国史学的国际交往历史作全面回顾和梳理。纵向、横向都应该做。纵向方面，要把这一历史过程作一全面排列，究明大概经历几个发展阶段，阶段划分标志和依据要有合适论证，在对历史进程的探索中，寻找其发展特点和规律。外国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或者说，中国史学在某个时期受到某种重视，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中国本身国情的变化。同样是中国史学史，美国对它的研究，在19世纪40年代，20世纪30、50、70和90年代，所关注的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都不一样，与各个时期中国在国际上受到的不同关注有很大关系。外国人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及其关注点，还与这些国家自己的语境和国情有关。中国的官修正史传统和方法，在日本的传播总的说还很顺，但也有中断情况，一次是因为幕府时代天皇大权旁落，一次是明治维新后西方自由主义影响而主动放弃。中国的“将军列传”，到日本变成“将军家族列传”、“将军家臣列传”，都与具体国情有关。还应注意，国际社会或中国的某个重大事变发生，重要思潮出现，也会影响到对中国史学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美国专门派员到香港搜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相关文献，在国内编辑《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⑦史料集出版，原因是为了对新中国史学有确切把握。费维恺就对笔者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站住了，我们就应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究竟是怎么回事。⑧所以纵向探索是非常必要的，有利于对中国史学海外传播和交流特征的整体认识。当然横向考察也很要紧，有利于究明中国史学在具体国家、区域交流过程中的特殊性与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