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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来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之二)

http://www.newdu.com 2017-08-27 《近代史研究》 王建朗 郦永庆 参加讨论

本文参考了夏良才《近代中外关系研究概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曾景忠编《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刘蜀永《建国后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概述(1949-1988)》,《史学集刊》1989年第3期,以及其他若干专题研究的述评, 恕不在此一一列出。张振鹍先生对本文的修改曾提出若干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6、民国初年的外交困境与北京政府的外交努力
    民国的建立并未能缓解中国的外交困境。列强利用中国政局的动荡,在边疆地区开始了新一轮的分裂活动。俄国在外蒙古策动和支持独立,英国在西藏加紧分裂活动。(注:余绳武等著《沙俄侵华史》第4 卷,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 内蒙古大学等《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佘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朱梓荣《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活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周伟洲《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均对由来已久的英俄对蒙藏地区的侵略作了充分的揭露。)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利用对德宣战出兵中国山东,并签订“民四条约”。令中国民众深感失望的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所提出的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取消“民四条约”的要求竟未被会议所接受。这一外交上的失败影响极大,它激发了中国民众广泛的爱国情绪,引发了五四运动,并影响了中国人对救国道路的选择。
    北洋政府曾经被作为卖国政府的代名词,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对于北京政府的外交不能一概否认。研究者注意到,北京政府利用“一战”的机会,废除了中国与德、奥之间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全面提出取消若干不平等特权的要求,并在华会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在1926年与比利时和西班牙政府的修约交涉中,北京政府曾先后断然宣布废除旧的中比条约和中西条约。这种不顾列强反对而单方面宣布废约的做法,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破天荒的。(注: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金光耀:《顾维均与华盛顿会议》,《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习五一:《论废止中比不平等条约》,《近代史研究》1986 年第2期。)
    当北京政府与列强的修约交涉举步维艰之时,新生的苏俄政府先后三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旧俄与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对此,学者们一致予以肯定。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也更趋深入。如关于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该宣言有两个文本,前一个文本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内容,而后一个文本则无此文字。前苏联学术界一直否认中方所收到的前一文本是正式文件。我国学者通过多方面的研究,令人信服地指出前一文本表达的无疑是官方立场。不同文本的出现,反映了苏俄政府自身在中东铁路问题上的变化。(注:方铭:《关于苏俄两次对华宣言和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问题》,《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 薛衔天:《试论“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内容变化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期。)
    7、 大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注: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请见本期《近代史研究》相关综述。)
    北伐的口号是“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研究者指出,在实际斗争中,北伐军民并没有四处出击,而是把当时在中国享有最大权益的英国列为主要的打击对象。(注:徐义君:《试论广州武汉政府时期国民政府的反帝外交策略》,《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 )面对大革命浪潮,英国起初曾试图通过武力来阻挡北伐洪流。1926年10月以后,英国转而采取“怀柔”外交,并于年底提出“对华新政策”。在武汉政府陆续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后,英国调兵上海。在处理南京事件时,英国对华政策又回到“炮舰政策”的老路上。(注:丁宁:《中国大革命时期的英国对华政策》,《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
    以往曾认为,英美日都对大革命持敌视态度,并共同策动蒋介石反共。现在,人们认识到这一说法并不准确。有学者指出,日本在宁案中采取了比较妥协的低调政策,而着眼于拉拢蒋介石走上反共道路,这与英美的政策是不同的。(注:沈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帝国主义关系的再探讨》,《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论日本币原外交破坏中国大革命》,载《中日关系史论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另有学者不赞同将美英等同观之,认为美国对中国革命营垒内部的分裂情况早已掌握。北伐开始后,美国便极力笼络蒋介石,诱迫他去压制共产党。(注:牛大勇:《美国对华政策与四一二政变的关系》,《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 《北伐战争时期美国分化政策与美蒋关系的形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
    济南事件是北伐时期中外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有学者认为,蒋介石在济案处理中的委曲求全的外交,影响长远,是其后10年对日妥协外交的开端。(注:杨天石:《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另有学者指出, 济南事件是中外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蒋介石通过这一事件感受到日本对中国的巨大威胁,遂放弃以日本为外交中心的取向,转而寻求与美国建立密切的关系以制衡日本的侵略。(注:罗志田:《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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