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田中奏折》，日本学术界基本认为是伪作。中国学术界以往一致认定是真品，但从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辑的《田中奏折探隐集》（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收入了对田中奏折讨论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
    8、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外交
    修订不平等条约是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外交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在很长时期内这是一个避免提及的话题。90年代以来出版的民国外交史著作大多对此作了比较客观的介绍。（注：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第6章；吴东之：《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第3章。）但在对这一修约活动的总体评价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有人认为，这一被南京政府称为“革命外交”的行动，实际上多是一些空洞口号和原则。国民政府在实质性的问题上并未取得比北京政府更大的进展，其根本原因在于蒋介石的勇于对内、怯于对外的误国害民的政策。（注：申晓云：《南京国民政府“撤废不平等条约”交涉述评--兼评王正廷“革命外交”》，《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另一些人认为， 南京政府对修约活动是努力进行的，并在关税主权、租界法院及最终收回一些租界及租借地问题上取得了一定成果。国民政府的这些活动，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注：程道德：《中华民国历届政府关于关税自主权的交涉》，载《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法》；琚贻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对外政策评析》，《民国档案》1997年第1期。）
    这一时期，中苏在中东路问题上冲突不断，1929年爆发了导致苏军出兵东北的“中东路事件”。以往我国史学界沿袭苏联观点，大都指责中国政府反苏反共。80年代始，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中东路事件的起因是中国政府为了收复国家主权。（注：冯国民：《评“中东路事件”》，《世界历史》1986年第12期。）对于后来苏联政府于30年代将中东路出售给伪满，学者们大都持批评态度，认为此举违反了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侵犯了中国主权。（注：骆拓：《略论苏联出售中东路问题》，《苏联历史问题》1984年第3、4期合刊；金梅：《“苏满关于中东路转让基本协定”所涉及的国际法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4期。）
    9、“九·一八”事变与30年代前期国民政府的外交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研究，可以说是成果累累。（注：比较有影响的专著有：易显石等《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刘庭华《九一八事变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学者们对“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背景、经济原因、事变经过及历史教训等，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发动者，日本学术界的一些人认为是关东军少数人的独断专行。我国学者指出，日本政府并不反对军方发动战争，阴谋固然由军方策划，但政策还是出自内阁。“九·一八”事变的发动是日本天皇制国家意志的体现。（注：郎维成：《日本军部、内阁与九一八事变》，《世界历史》1985年第2期。）
    关于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存在着不同意见。一些人认为，美国实行的是纵容侵略者的绥靖政策。它提出的“不承认主义”并不是支持中国反对日本侵略，它不承认的只是日本对美国在华权益的攫取。（注：胡德坤：《九一八事变与绥靖政策》， 《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王明中：《“满洲危机”与史汀生主义》， 《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另一些人认为，美国提出不承认主义，以明确的语言反对日本用武力手段侵占中国土地，这无疑是对日本侵略的一种阻遏。不承认主义在当时的作用很有限，但它保留了美国将来在有利条件下加以干涉的权利。（注：陶文钊：《中美关系史》第4章； 易显石：《略论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载《中美关系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外交逐渐走上了联络英美以对抗日本的道路。有研究者对1933年中美棉麦借款和1935年的币制改革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两个事件都具有远远超出经济层面的影响。国民政府意在加强与欧美的联系，寻求支持，以扼制日本逐步升级的入侵。（注：郑会欣：《1933年的中美棉麦借款》，《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吴景平：《英国与1935年的中国币制改革》，《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 ）中德关系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学者们主要对德国军事顾问来华、中德之间的易货贸易及德国协助中国发展国防工业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学者们指出，德国顾问在协助国民党整训军队和进行军事教育方面颇有成就，使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迈出了一大步，这对以后的中国抗战不无帮助。有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为“中德关系的蜜月时代”（注：马振犊、戚如高：《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第4章。）。
    10、抗日战争前期的中外关系
    中外关系在抗日战争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国以来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日本终于被打败，美国和苏联先后成为对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这对以后的中国内政外交都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战争中获得大幅度提高。与这一时期极为活跃的中外关系相适应，有关的研究成果异常丰富。（注：有关战时中外关系的综合性专著有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王建朗《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双边关系专著有：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曹振威《侵略与自卫--全面抗战时的中日关系》；王真《没有硝烟的战线--抗战时期的中共外交》；马振犊、戚如高：《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以上专著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专题研究专著有：黄友岚《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工作”》，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项立岭《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其专著之多，为其他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