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期，中国外交的中心是争取外援。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国民政府采取的争取友邦、孤立敌国的外交是基本成功的。（注：章百家：《抗日战争前期国民政府对美政策初探》，载《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 辑；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对美政策》， 《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王建朗：《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 《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中国推动美国修改中立法，限制对日贸易， 并给予中国财政援助，使美国外交走上了中国所期望的道路。中国还争取到苏联的大规模援助，并尽可能地延缓德国与日本的靠拢过程。以往认为，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从一开始就狼狈为奸。现在，许多研究者指出，在抗战之初，德国确曾保持过一段时期的中立。德国继续向中国输出军事物资，其军事顾问继续在中国军队中发挥作用。（注：王建朗：《陶德曼调停中一些问题的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 马振犊、戚如高：《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第6-7章。）
    但在一些问题上仍存在着分歧。如对中日秘密交涉问题，一些人将此视为蒋介石对抗战动摇，准备投降。但另一些人认为，交涉和妥协并不等于投降。蒋介石在交涉中始终坚持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是有基本原则的。还有学者提出，国民政府与日谈判还怀有牵制日方作战及要英美提供更多援助等目的。（注：蔡德金：《如何评价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对日交涉》，《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 汪熙：《太平洋战争与中国》，《复旦学报》1992年第4期。 ）又如英美对华政策，一些人认为，对日绥靖是英美远东政策的基调，英美不时企图以牺牲中国来与日本妥协。（注：刘天纯：《远东慕尼黑阴谋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4期。 ）另一些人认为，并不存在“远东慕尼黑”阴谋。英美在远东对日本作出的妥协，无论在动机、程度和后果上都不能和欧洲的慕尼黑相提并论。在总体上，英美政策同时具有两种倾向，一是对日妥协，一是援华制日。随着时间的推移，援华制日逐渐成为主流。（注：王斯德、李巨廉：《论太平洋战争前美国远东战略及其演变》，载《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1 辑；王建朗：《太平洋会议是怎么回事--关于远东慕尼黑的考察之一》，《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 《试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英美对日妥协倾向--关于远东慕尼黑的考察之二》，《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
    苏联是抗战前期给予中国最大援助的国家，学者们对此并无异议。但对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订立的中立条约，学者们认为， 苏联承认伪满，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注：王春良：《评日苏中立条约和雅尔塔协定》，《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还有人认为， 该约是一个为了本民族利益而牺牲他国纵容侵略的绥靖主义产物。（注：厉声：《苏日中立条约试析》，《苏联历史问题》1985年第2期。）
    11、抗战后期的中外关系
    从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到与英美订立平等新约，再到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学者们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一致肯定，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则存在着分歧。如对1943年新约，一些人认为应予充分肯定。新约的订立，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直接结果。因此，肯定新约也是对中国全体军民抗日业绩的肯定。（注：王建朗：《抗战时期中外关系概论》，载《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还有人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中国摆脱半殖民地状态的标志，它标志着中国已成为独立国家。（注：陶文钊：《中美关系史讨论会综述》，《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对此持异议者指出，新约并未废除所有特权。 且所废特权当时绝大部分为日本占有，在打败日本之前，不能说中国已成为独立国家。（注：王淇：《1943年“中美平等新约”签订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评析》，《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中美关系史讨论会综述》， 《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
    以英美废约为先导，各国在战时和战后陆续与中国签定新约。然而，就在各国纷纷放弃其在华特权之时，中苏订立了有损中国主权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学术界曾在长时期内对这一条约持肯定态度。改革开放后出现了新的评价，认为苏联此举既有协助对日作战的一面，也有恢复沙俄已失去的权益的一面，不应全面肯定。（注：朱瑞真、单令魁：《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东欧问题》1984年第2期；潘志平：《关于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评价》，《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9期。）近年来有学者明确指出，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无论从条约谈判的背景、进程和内容来看，其不平等性质都不容置疑。（注：刘存宽：《重新评价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载《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编《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张振鹍：《“二十一条”不是条约--评〈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中美关系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注：关于美国与中共的关系，请见本期《近代史研究》有关篇目。）但是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制度和实力等方面的差异，中美之间的合作充满了摩擦与冲突。史迪威的去职便是抗战后期中美之间的一个重要事件。研究者们从各种角度研究后指出，史蒋矛盾，不只是个人性格上的冲突，而且是美国与国民党政策矛盾的体现。（注：魏楚雄：《论史迪威事件及其原因》，《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章百家：《抗战时期中美合作的历史经验--由史迪威在华经历所想到的》；金光耀：《蒋介石与史迪威和陈纳德的关系》，章、金二文均载史迪威研究中心编《史迪威将军与中国》，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美国在抗战后期开始卷入中国内部的国共斗争。赫尔利使华便是一个标志性的起点。学者们对此作了大量的研究。对于赫尔利的变化和袒蒋，大多数研究者都不赞成把它看成是个人行为，而认为赫尔利的行为基本符合罗斯福的对华政策。（注：牛军：《赫尔利与1945年前后的国共谈判》，《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陶文钊：《赫尔利使华与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确定》， 《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 章百家：《美国对华政策新解--评〈从赫尔利到马歇尔〉》，《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
    12、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外关系（注：相关专著有：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屠传德《美国特使在中国，1945.12-1947.1》，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
    美国希望在战后的亚太地区出现一个统一的亲美的中国。它既希望国民党继续掌权，又想避免在中国发生大规模的内战。于是，便有了马歇尔使华。马歇尔提出的蓝图是：共产党交出军队，国民党让出一部分权力，将共产党统一到以国民党为主的联合政府中。有学者将马歇尔调处时期的美国政策概括为“扶蒋溶共”。（注：屠传德：《美国特使在中国》。）关于马歇尔调处失败的原因，研究者指出，这既在于美国政策内在的矛盾，也在于美国政策和中国现实的矛盾。（注：陶文钊：《马歇尔使华与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载《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 辑。）还有学者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展开考察，把它与此时的美苏关系和冷战的开始联系起来。认为把各国共产党都视为苏联扩张的工具的冷战思想，对美国的在华举措产生了重要影响。（注：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4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