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要有重点地开展研究，对一些关键问题，要舍得花力气，深入一点，不及其余。以前一直说解剖麻雀对研究全局有意义，这是至理名言，所谓“窥一斑知全豹”，以小见大。中国史学的对外传播、交流研究是一个宏大课题，不可能面面俱到，为有效开展研究，应该选择一些好的、有重要意义的个案深入研究，产生对面上的有普遍意义的成果。什么是有面上意义的研究呢？有两个条件，首先，应该是那种对世界史学有重要影响的成果，世界各个国家如何接受它，接受到什么程度，就应该研究。《史记》就符合这个条件。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对人类史学发展的重大贡献，现在世界上翻译《史记》的本子很多，法国有沙畹的法文《史记》、美国有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英文《史记》、苏联有维特金（R.V.Viatkin）的俄文《史记》、日本有吉田贤抗的日文《史记》等等，可谓种类繁多。有一些史家几乎尽其一生，因而《史记》在世界各地的面目也是缤纷复杂的。美国人卜德（Derk Bodde）比较过这些本子，说沙畹的翻译充满学究气，华兹生的本子轻快易懂，维特金的译著两者兼而有之。⑨日本学者泷川龟太郎还用二十年时间撰写了《史记会注考证》。所以对各国《史记》翻译、研究的全面探讨，对中国史学给予人类史学贡献的认识有典范意义，设立这样的课题重点突破十分必要。还有，就是对各国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成果进行清理、总结。这么多国家对中国史学研究的认识、评价、批评，对我们认识自身会有启示。现在世界上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专著不少，在美国，除嘉德纳、韩玉珊作品外，还有王晴佳、伍安祖的《世鉴：中国传统史学》，杨联陞、余英时等学者虽然没有这方面专著，但对中国史学史研究有精深研究与评述；日本除了内藤湖南的书外，还有增井経夫的《中国史学史》；韩国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著作也不少，如卓用国《中国史学史大要》、申龙澈《中国史学史概要》、李启命《中国史学史纲要》，辛胜夏也有专论中国史学的专著。韩国学者还翻译有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取名《中国史学史讲义》）、高国抗的《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尹达的《中国史学史纲》（节选）。1970年6月，美国中国学家芮沃寿（Authur A.Wright）发起召开中国古代史学史研讨会，说要讨论世界上最古老史学编纂传统的中国史学如何纳入世界比较史学研究范畴的问题，他说中国史学“千年传统的丰富性”没能在“更新的比较研究中”得到体现。⑩这么多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作品与研究策划放在一起，可以发现他们走过来的足迹与思索，他们的诠释、误读以及各个不同的兴奋点。把握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关切与真实脉动，对我们的研究至关重要。
    其三，要带着我们时代的问题去有针对性地开展研究。我们一直说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史坛发展的主流，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展开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建设关系问题的探讨。可是，世界上有相当一些国家学者在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推出成果，然而这里却乏人问津，这是好奇怪的现象。闭门思索，能有全局意义的认识吗？据说一些课题也如此。由于意识形态、政治观点和观察视角的差异，外国人对这里的研究不一定都对，但无论赞成与否，都应该听一下。对于这个问题，一定要结合我们自己的需要，结合我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和发展需要。首先应该提到的，还是了解他们对我们研究的动机与目的，一定程度上出于“冷战”，更重要是为了解新中国，费正清等学者做过很多工作。英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视不亚于美国人，1964年就组织召开过专题研讨会，研究作为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的思想和方法对史学发展的影响。（11）当然，还应该看一下他们如何看待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史学，像农民战争史研究这样的成果如何评价？牛津大学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2）就谈到这些问题，称农民战争研究“增添了一个新领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语言”，但在某个时期提供了促进力量和鼓舞的思想，“在另一个时期却可能转化为教条”。这是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撰写的著作，也是一种态度。德国、澳大利亚也都有这方面研究的专著。诚然，看一下苏联的反应也是必要的。1949年后，我们很多思考受苏联影响。我们自己有什么问题？这里有变化，那里怎么看？这方面，维特金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科学》（13）值得关注。书中将1949年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划为四个阶段：1949-1959年为第一阶段，“吸收”和“推广”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经验和成就；1959-1965年为第二阶段，“中国的史学发展缓慢”，并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开始“隔绝”；第三阶段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差不多完全停滞不前”；第四阶段是1977年以后，出现新趋势，“前个阶段里曾流行过而最不受欢迎和最荒诞不经的论点受到了批判”。这个本子可以看出，他们很在意自己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影响。他们为什么这样关注？讲得有道理吗？我们应该反省什么？这都需要考虑。再有，也应该注意他们对“文革”后史学的关心，对我们的期望、发展前景的推测。笔者在哈佛大学档案馆看到过一份史华慈的材料，他说当时最想去的地方是《历史研究》编辑部，因为那里得风气之先。1980年，魏斐德率领美国明清代表团访华，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研究》，内容主要是对中国史学走向的分析。他们觉得中国史学界在开放，但也感到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大众宗教研究等具体问题上需要进一步沟通，总的趋势还乐观。魏斐德说，“在世界发展的大潮中，中国将会再次加入”（14）。粉碎“四人帮”后，刘广京的《世界观和农民反抗：后毛时代史学反思》也考虑过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很需要反思走过来的曲折反复；海外学者的研究，有正面的，有负面的，都会对我们有好处。中国史学史研究者需要有这样一面镜子。
    其四，要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一些前沿问题的考察上。所谓“前沿”，就是得风气之先的研究。以往，美国就出现过对元史学、金史学、太平天国史学、劳工运动史学等专题研究的著作，其中一些出于华裔学者之手，属于那个时代的前沿研究。眼下属于这个时代的前沿成果越来越多，相关的博士论文连年递增，时代为学者们提供了创造一流成果的机会。当然，我们要有选择地研究，要选那些对我们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作品。有学者注意将司马迁的历史编撰思想与海登·怀特编撰思想作比较分析，认为司马迁的研究很有独特性，可以为西方史家历史编纂模式提供思路，这就值得去关注。（15）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史嘉柏（David Schaberg）题为《过去的模式：中国古代史学的模式和思想》（16）的著作，对中国古代历史叙述的架构作了探讨，认为《左传》、《国语》起了特殊作用。这项研究获得亚洲协会列文森奖，也很值得重视。现在西方还有不少关于中国书籍史研究的著作，如包筠雅（Cynthia Brokaw）、周绍明（Joseph P.McDermott）、贾晋珠的作品，但在我看来，应该是史学史研究的一个方面，是对史学中介环节的研究。史学研究与文学研究一样，也有个对中介和接受问题的探讨，书籍史就属于对中介、媒介的研究，所谈论的问题颇多与史学著作的刻写、印刷、审查、发行有关，是史学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增进了对史学全过程的了解。书籍史研究在西方很热，属于新文化史思潮影响下的探索，可以多加关照。诚然，我们对前沿研究，也要有自己的正确立场，不能人云亦云。有些著作看似观点新颖，实质错误。以往罗杰斯（Michael C.Rogers）参与过中国《晋书》选译，诠释时把“淝水之战”说成是唐朝编撰者的杜撰，事实与想象结合的产物，这就很荒唐。南开大学孙卫国对此有过批驳，称其想以所谓后现代主义提出解构新思路，但结论“荒诞而无法立足”。就海外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前沿成果言，大概北美学者略多一些，也不能说太多。大致走势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还是比较注意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史学的研究（17），这与那时社会动向有关。现在重点有所转移，研究对象有向边缘移动的迹象，着眼于“文明对话”的研究也渐成亮点，全球史观正促进史学这方面研究的比较思考。
    此外，还应该注意海外的中国史学家相关档案与资料的搜讨。在哈佛大学，就有蒋廷黻日记和遗嘱的收藏，至于洪业、杨联陞等学者的相关资料就更多了。这对我们全面了解他们的生平学术，了解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国际交流与发展有更可观意义。至于中国史籍孤本、珍本在海外的流传，也是值得调查与研究的。史学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本国史学与他国史学平行运行会形成其带有区域特色、民族特色的产品；在交错与互相影响状态下运行，会有其血液交融的学术新生命诞生。只有把自己置身于国际史学版图之中，放到其交流、互动、冲撞的大网络中考察，才会对自己有更全面、完整、精准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