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史需要史实的编织，而史实又贵在翔实可靠。由于北洋军阀时期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流传下来的可资利用的各种资料极为丰富。但这些资料一方面比较分散，涉及历史档案、传记、专集、地方志、笔记杂著、资料汇编和报刊等诸多方面；同时在记载、反映某些基本史实时，各种资料又常常存有异说。这种情况无疑给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但更重要的是也为广大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驱策驰骋的天地。同时，利用方方面面的资料，对一系列个案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以澄清某些基本史实的真相，也就成为北洋军阀史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一个方面。
    就专题研究的进展而言，五六十年代虽然有些具体的论述文章，但数量有限，论题范围也不广。“文革”期间北洋军阀史实际上成为革命史的陪衬，有关研究几成死角。80年代后随着北洋军阀史在史学研究领域中独立地位的确立，专题研究的进展明显加快，成果明显增多，旧问题逐步取得一致，新问题不断提出，禁区逐个打破，空白次递填补。兹以北洋军阀集团的兴衰起落的线索，对一些争议相对较大或在北洋军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专题的研究情况，简述如下：
    1.北洋军阀的兴起、发展和形成时期
    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至1912年他出任临时大总统，是北洋军阀逐步奠定军事、政治基础，并最终成为军事政治集团的重要时期。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分歧则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上：（1）北洋军阀兴起与形成的时间问题。关于北洋军阀的兴起， 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其发源应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算起，如乔志强《清末新军与“辛亥革命”》一文（注：乔志强：《清末新军与“辛亥革命”》，《山西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等； 另外章开沅主编的《辛亥革命》和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史稿》也都持此观点，并专门叙述了其发生的原因和发展的过程。但对北洋军阀的形成时间却存有三说：来新夏等认为应以袁世凯窃国为标志，理由是：北洋军阀正是以辛亥革命为契机夺取了对全国的统治权，从而由一个军事集团一跃而为统治全国的政治军事集团（注：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3页。）。任恒俊认为从1895 年小站练兵开始到1905年练成北洋新军六镇，北洋军阀集团遂告形成（注：任恒俊：《北洋军阀成因浅探》，《河北学刊》1985年第4期。）。 李新则认为从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继而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这一时期，是北洋军阀的形成阶段（注：李新：《北洋军阀的兴亡》，《史学月刊》1985 年第3期。）。意见不一的关键不在于时间的早晚，而在于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衡量，标准确定则形成时间问题自可迎刃而解。（2 ）北洋建军过程及其评价问题。来新夏认为北洋建军过程大致经历了新建陆军、武卫右军、北洋常备军和北洋六镇四个阶段（注：来新夏：《北洋军阀的来历》，《文史知识》1983年第1期。）。 而邓亦兵认为袁世凯的建军实践分三个时期：第一是新建陆军时期；第二是武卫右军及其先锋队时期；第三是北洋陆军时期（注：邓亦兵：《论袁世凯的建军实践》，《北方论丛》1988年第3期。）。 北洋建军过程的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对它的时期划分不能仅仅依据部队名称的变化，而主要应体现北洋军由一支一般意义上的清末新军（当时南方有自强军）而一步步发展成为军事集团的阶段性特点。对北洋建军的评价，学者们已突破了以往将北洋军阀的反动性与当时的军制改革混为一谈的认识局限，对两者作了理性的区分，给予了不同的评价。如吴兆清提出：不能将北洋新军的军制改革与北洋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混为一谈，不能以北洋新军的罪恶来认定以资本主义军事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军事制度的进步意义；而承认北洋新军的军制改革在我国军事发展史上应有的地位，也并不否定北洋新军的反动性质和它在历史上的反动作用（注：吴兆清：《袁世凯练新军改军制及其历史地位》，《历史档案》1987年第1 期。）。邓亦兵、姜廷玉等人对此也基本持相同的观点（注：姜廷玉：《略述袁世凯的军事教育思想及实践》，《历史教学》1990年第11期。）。
    2.北洋军阀的全盛时期
    从1912年袁世凯以大总统身份执掌对全国的统治权至1916年他因帝制自为而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自毙，是北洋军阀集团达到权力最高峰的大发展时期。对这一段，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史稿》，李新、李宗一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二卷）以及李宗一《袁世凯传》、侯宜杰《袁世凯一生》与《袁世凯评传》、谢本书《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等专著均给予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反映了学术界对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这方面的论文，以往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局限主要集中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白狼起义和“护国运动”等几个方面；近年来则呈现出以下两方面特点：一是研究视野不断扩大。不少论者对一些以往未曾涉及或涉及不深的问题，如袁世凯统治时期的盐务和“盐务改革”、政治制度以及袁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与议会的关系等进行了探讨（注：王仲：《袁世凯统治时期的盐务和“盐务改革”》，《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贺渊：《袁世凯时期的政治制度》， 《中国行政管理》1991年第3期； 庄鸿铸：《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质》，《新疆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 张华腾：《袁世凯与民初议会》，《殷都学刊》1996年第2期。）， 揭示了这一时期诸多历史问题的真相。二是观点上有所创新。如对袁世凯代替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问题，过去一直以“窃国”骂名相加；九十年代以来，有不少论者通过充分挖掘材料，并经对当时中外多种政治力量、主客观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察与分析，提出了与之截然不同的观点。如常宗虎认为袁世凯所以能登上临时大总统宝座，是因为：（一）南京临时政府从筹备组建就期盼着袁的反正归来；（二）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政府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存在下去的政权，袁完全有能力将它置于死地，而无需“窃取”；（三）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这两个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选择了袁作为新政权的核心。由此他得出结论：袁世凯的临时大总统职位并非窃夺而来，而是历史机遇所赐，是资产阶级拱手让与的结果（注：常宗虎：《试论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职位的是非》，《人文杂志》1992年第1 期。）。周彦则从孙中山在南北议和中活动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孙中山主动让位于袁世凯”的观点，并认为这是孙中山为了适应客观历史条件而采取的灵活斗争的策略，是其整个民主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注：周彦：《南北议和与孙中山让位问题之我见》，《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5期。）。 孙中山去位与袁世凯掌权实际上是一个问题（政权嬗递问题）的两个方面，不难看出，从这两方面对该问题所进行的研究，虽角度不同，但观点上有越来越接近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