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史学史方方面面的课题都涉及到了，已成为一块成熟的“领地”。不过，当今中西史学理论研究日新月异的光辉并没有照进史学史研究的殿堂。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对史学史研究的创新关注不够，自我反思不足，传统的史学史研究模式略显保守、落后。史学研究是一种历史认知活动，对中国传统史学客体的认知是一个无穷的过程。转换一下视角，就可能看到一些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新知。近年来，笔者一直提倡用两种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
    一、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
    近十多年米，笔者一直主张从史学内部范型的嬗变来看传统史学发展历程。传统史学的发展有一个阶段性，不同阶段流行不同类型的治史模式。这种模式，借用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术语，可以称为“范型”（范式）。笔者的理解，范型是一种学术研究方式，不同的范型拥有各自的理论与方法，学术群体成员内部接受共同的信念与价值，使用相同的技术手段等。
    不管你承认与否，中国传统史学确实存在着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叙事史学、以宋明义理史学为代表的义理史学和以乾嘉朴学为代表的考据史学三大史学模式，可以称为三大范型。大体说来，周唐时期，以《左传》、《史记》为代表的叙事史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宋明时期，理学化的义理史学开始占居主流位置。明清之间，考据史学得到相对充足的发展。当然，这样的概括是粗线条的，且是就主要方面而言的，不是一个时代史学发展的全部内容。
    历史叙事是将前一时空中发生的事情转换为当下时空可以理解事情的方式。以历史叙事为主的史学形态，可称为叙事史学。它强调寓论断于叙事之中，作者的观点不直接体现，至多在末尾加一段评论。特点是“事备而义少”、“记繁而志寡”。偏重事实判断，强调实录信史精神。强调述而不作，前人的文字表达可以直接继承，只要增删一些文字即可。只有叙述，没有讨论，是叙事史的特点。其结果是，只能在模式的创新上下功夫。所以，观察周、唐间史学发展的重点是体裁的变化。由编年史而纪传史而纪事本末体，从中国叙事传统视角来看，仅是叙事单位不同而已。编年史的叙事特点是以时间为经，纪传史的叙事特点足以人物为中心的多重叙事，而纪事本末体的特点是以单一事件为叙事单位。
    叙事史学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实证史学，但宋明间传统史学因受国家强大政治力的干涉，走上了义理史学之路。义理史学本质上是政治干涉史学，要求用现实政治观念观察历史，它符合国家利益，但有违学术发展规律。所谓义理史学，是指以理学纲常思想为指导的一种史学形态。论史、考史、作史，均要求以纲常为指导，喜欢褒贬。“《春秋》之大法，《纲目》之主意”，是其基本准绳。具体地说，要求“扶天理，明伦理；内夏外夷，正名定统；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者”①。就国内、国际关系来说，“内夏外夷，正名定统”；就国内来说，“扶天理，明伦理”。这么做的目的是“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者”，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局面。总之，义理史学偏重史学的价值判断。
    明代中叶以后，义理史学走到尽头，传统叙事史学复兴，班、马重新受人推崇，考信风重兴。晚明清初，当代史编纂大兴，作品数量大增。随着明代叙事史学的发展，叙事史学自身的不足也日益体现出来。叙事史学不在内容讨论上下功夫，只增删文字，按老模式建构作品，就会变成抄袭。在作品数量不多的时代，这个问题不突出；一旦作品数量增加，重复问题就暴露出来。部分高明的史家，如王世贞、钱谦益，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要求讲史法，先做长编，中做考异，最后写书。议论应是学术化议论，而不是政治化议论。史论的转变，就是王世贞、李贽与张燧学术史论的出现。由政治化史论到学术化史论转型，这是认识论进步的表现。也有部分学者，如王应麟、杨慎、胡应麟、顾炎武、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只管写札记，不想写专著，他们发展出了独立的考据学。所谓考据史学，是指用文献互证手段来治史的一种史学类型，它以乾嘉考据学为代表。文献考据学是传统中国晚期的经典学术形态，始于宋代考据学，鼻祖是王应麟。元明之间，一度衰落。明代嘉靖时期，因杨慎的重视而再度中兴。至清代乾嘉时期，发展为成熟的考据学。考据是对书籍做有证据的讨论，本质上是一种文献性再研究。它以文献自身为研究对象，没有逻辑做支撑，也不需要架子，成果的表达方式多为札记，以书为中心，随意地将知识汇编在一起，大体先后布局而已，随意性较强，没有体系，别人理解比较困难；而西学的成果表达方式是有框架的专题论著。
    史学考据学成长的过程，反映的是传统史学学术化过程，反映的是科学历史知识的增殖过程。考据学的优势是，学术有了相对充足的讨论，缺陷是为考据而考据，没有了更高形态的体系建构。在义理精神荒废史学之后，这样的学术方式是需要的，可以还史学一片干净的天空，但考据学时间不能过长，数量也不能太多，更不能成为独立的、全部的学术形态。考证之后应有更高层面的一家之言，完整的一家之言应是理论的一家之言、知识的一家之言、文字表达的一家之言、结构的一家之言。其写作风格，既不全是叙事，也不全是议论，而是夹叙夹议。章学诚出来大声疾呼，就是希望在考证基础上建构起更大规模的通史。在今天看来，章氏设想的通史模式也许不够理想，但章氏史学的高明正在于捕捉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学术化、近代化发展方向，梁启超正是沿着章学诚的路径走下来的，中国近代史学也正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过来的。②依据这个史学范型的转换视角，我们现在就处于这样一个史学史研究范型变迁的时代。
    提倡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意义在于容易把握传统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分期，人们常用“发生”、“发展”、“繁荣”、“衰落”等词汇。这种分期法，着眼于史著的数量与质量，偏重外在形态的发展变化，却没有揭示出史学内在的发展理路。三大史学范型嬗变论的提出，可以更为高度、更为清晰地揭示传统中国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
    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长期以来的史学史研究，有通代史与断代史之分，有体裁之分，有官修与私修之分，没有形态之分。三大史学范型论深刻揭示了传统中国史学发展背后的基本理念，以范型来概括史学著作背后的理论支持，各种体裁的史著均可在叙事史学、义理史学、考据史学概念的考察下得以重新审视，各时代史学变迁也可以在这一概念的审视下得到重新的诠释，从而有可能建立起中国传统史学演变轨迹的全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