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史
    从国家与社会二分视角来看，历史书写可以区分为“国家书写”与“民间书写”两种，或者说“大历史书写”与“小历史书写”。以国家政府为对象的历史书写，就是大历史书写；反之，以社会民众为对象的历史书写，就是小历史书写。传统的观念，历史就是历史，没有大小之分。“大历史”、“小历史”是由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提出的概念。他是从历史视角入眼的，所谓“大历史”是指宏观历史，而“小历史”则是微观历史。赵世瑜也提出“大历史”与“小历史”概念。他所谓的“小历史”，是“那些局部的历史，比如个人性的、地方性的历史；也是那些常态的历史，日常的、生活经历的历史，喜怒哀乐的历史，社会惯制的历史”。所谓大历史，就是“那些全局性的历史，比如改朝换代的历史、治乱兴衰的历史，重要事件、重要人物、典章制度的历史等等”。③这近于社会史与政治史研究。笔者所谓“大历史”与“小历史”，是从历史建构单位着眼的，是一个历史书写概念。大历史书写主要是国家史（政府史）书写，这比较容易理解。至于小历史书写，其内容很多，内部可细分多种形式，至少可以分为个体史与组织史两大类型。组织史，又可以划分为多种类型的组织史，如家庭（家族）史、乡村（小区）史、公司（企业）史、特殊群体史（女性、劳工等）。再进一步观察组织史的四大类型，可以看到，家庭组织是最小的社会细胞组织。人是最基本的个体，家庭是最基本的单位组织。所以，个体史与家族史是小历史书写的最基本层面。有了这些，就可以进行研究其他类型的小历史书写。
    一部史学史，实际就是一部历史书写史。从这样的史学史研究视角，可以重新审视传统史学，把握中国史学发展的轨迹及其方向。具体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可以发现中国传统史学的国家史学性。将史学史分为国家与民间的观察视角，可以让人大开眼界，它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传统史学的本质，重新认识传统史学的发展轨迹。用大国家史视角来重新观察中国史学，就会发现，传统史学书写内容侧重国家（政府）历史，是一种典型的“大历史书写”。一部中国古代史学史，本质上是一部国家（政府）历史书写史。国家书写的由来与发展，就是中国史学史的发展轨迹所在。据此可以找到中国史学发生的源头，发展的动力与规律，发展的主线，发展的成败得失。抓住这条主线，可以写出一部新式的中国史学史来。
    二是可以发现中国民间史学发展的薄弱性与滞后性。学界有官修与私修之分，这是根据纂修身份的官私性来分的。就其书写的内容来看，都是国家书写。官方史学的编纂是受政府操控的，自然表现出国家史学的特征，那么，私修是否会有所变化呢？这是后人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回顾中国史学史，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让人失望。中国史学史上，私修比较发达的时期有三个，它们是六朝、南宋、明中后期。只要我们列举一下他们的作品，就会发现，他们书写的作品，清一色地都是国家史。这说明，官修与私修，仅是书写者政治地位的不同，而不是书写内容的不同。政府史官与民间学人，在本质上同属一个群体，他们都是士大夫群体，是政府存在的核心支撑群体。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视野，都是相似的。作者政治倾向的相似性，决定了史书内容上的趋同性。更何况，由于官修的存在，私修者有一定的精神压力。国史是王朝史，不是全民史，所以是历朝政府控制的领域。未经政府的同意，学者私自撰写国史，在法律上是非法的，史家在心理上是不安的，明人称为“自专自用”。不敢直接用国史之名，“藏之名山”意识的普遍出现，正是这种虚弱心态的表现。总之，在古代中国，无论从内容上来说，或从作者群体来说，都不存在典型的民间史学。当然，这么说，并不表示传统史学中没有民间书写的因子。传统史学中存在不少的民间书写因子。如家谱，无疑是民间书写因子较多的一种载体。家谱以宗族、家族为客体单位，记录与介绍一个家族男系人口的历史与现状。虽然家谱的内容，重官、儒而轻农、商，但多少是可以归入到小历史书写之中的。传记，虽然以精英人物为主，但也涉及了不少小人物。野史笔记中，也记载了不少民间生活的内容。在明清时代几部私修国史中，民间生活的比重也有所加强。甚至学术史编纂也出现民间因子，如同样书写明代儒学史的张夏《雒闽源流录》与黄宗羲《明儒学案》，视角就明显不同，前者以国家思想朱学为主线，后者则以民间思想王学为主线。
    三是可以让人从“大历史”中解放出来，更加关注“小历史”书写。中国人一直处于无意识的“大历史书写”之中，书写国家史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之事。把历史书写分为大历史书写与小历史书写，是为了凸显小历史书写的位置。小历史书写坚持大众史学观，强调人人都有历史，一个人有自己的历史，一个家族有自己的历史，一个村落有自己的历史。不是只有国家可以成为历史，民间的历史也可以成为历史。不是只有大人物的历史是历史，小人物的历史也是历史，人人的历史都是历史；不是只有国家才有历史，家族的历史也是历史，各个组织的历史都是历史。由大历史观而小历史观，这将更新人们的历史书写观念。小历史书写也将弥补国家大历史的不足，为国家大历史的书写提供可能。在传统精英史观下，历史的书写，突出大人物，忽略小人物。大众史学观强调，人类社会古往今来都是由大人物和小人物构成的，所以历史的书写既要写大人物，也要写人小物。小历史书写是大历史书写的基础，那样的历史才是完整的历史。家族史是小群体史，是大群体史的实验场所，借小历史可以观照大历史。总之，将历史书写区分为大历史书写与小历史书写，可以给小历史书写以应有的平等位置，改变史学史研究形成的倚轻倚重的畸形发展局面。
    四是可以捕捉中国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只有对国家史学做一个立体的透视，看到传统史学的不足，才能发展今日之新史学。由“君史”而“民史”，是人类史学发展的必然规律。中国史学史上的书写，从内容上来说，经历了由国家书写向民间书写转移的趋势。由国家书写与民间书写的消长，可以看出中国史学史的变迁。在没有“民史”观念的古代，“君史”就是一切；而在今天则必须指出，“君史”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的国史。只有政府与民间生活都得到共同记录的历史，才是完整的大国家史。20世纪初，梁启超提倡“新史学”，明确反对“君史”（国家史学），要求写“民史”（民间史学）。从此，中国有了“民史”概念。20世纪以来，学界不断努力写出“民史”，虽然成绩仍不够理想。20世纪长篇传记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尤其值得研究。长篇传记的产生与发展，是20世纪中国文献史上一个不太为人留意却又是非常重要的现象。之所以不为人留意，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史传历史的国家，对于传记，似一点也不陌生。但说实话，长篇传记却不是中国的土产，而是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近十多年，走进书店，最显眼的变化，莫过于历史人物传记被放到了显要的位置，而大历史著作被挤到了非常不显眼的位置。这种小历史中心化、大历史边缘化现象，正反映出当代社会关注重心的变化。人物传记由“大历史”到“小历史”的转型，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西方，普通民众是通过个人传记来了解历史的，只有专业人士才通过典章制度、事件类专业作品来了解历史。由国家史学而民间史学，由民间史学而公共史学（指“人人即国家”意义上的大国家史学），历史书写范围不断扩大，正反映出历史学的进步所在。传统中国的国家史学发展了三千多年历史，是传统史学史研究的重心，有着丰富的成果；相反，对民间史学的研究特别是小历史的书写刚起步，在成长之中。民间史学要成为主体，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未来中国史学的发展，需要结合民间史学的成长，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现代两方史学中的一些新东西，都是在民间史学发展过程提出来的。没有民间史学发展轨迹的研究，史学史的研究是不完整的。
    国家权力决定历史观察视角，历史观察视角决定历史书写内容。在历史书写中，有一个书写主体是谁的问题，这是历史编纂学中的一个原则性问题。人类的历史观察视角，相当长时期内是“由上而下”看历史的，当下正在“由下而上”看历史。而推动这一观察视角变化的内在动力，就是国家权力中心的变化。历史书写取决于国家权力，现实社会的权力中心也就是历史书写的中心。中国的政府最早拥有国家权力，所以，政府的历史最早受人关注。时代越早，国家权力圈越小；时代越晚，国家权力圈越大。国家权力的核心是政府，政府的主角是帝王将相。在国家权力圈小的时代，帝王将相的活动就是全部的国家历史。只有到了公民时代，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小历史书写。小历史书写，本质上是公民时代的产物。只有当公民成为国家主人之时，公民的个体历史才有了历史观察的意义。
    总之，是继续传统史学史的范型还是构建一个全新的史学史研究范型，是继续向上看还是向下看，这是当代史学史研究者需要思考的一个大问题。
    注释：
    ①周叙：《石溪文集》卷五《修明统纪疏》，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1册，第610页，济南，齐鲁书社，1997。
    ②钱茂伟：《中国传统史学的范型嬗变》，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
    ③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第1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