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城市史研究是从个案起步,逐渐扩展到群体城市、区域城市、不同类型城市以及制度、体制等各个层面;以阐述城市发展脉络,探求其特点与个性,构成了城市史研究的基础。随之,研究者将城市置入区域或更广阔的空间环境、网络系统,研究城市与周边的关系、城市的定位以及城市间的比较等,拓宽了思路,开阔了视野。当前,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出现了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城市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不足、市镇发展失衡、乡村社会和经济结构紊乱等问题,更促使研究城市史的学者结合历史发展脉络和特征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规律和城市化进程。从城市史的视角论述城乡关系,比照西方国家与中国在城市发展中城市与乡村的作用,研究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两者所扮演的角色;从经济、社会、思想和文化等不同角度研究城乡关系的联系或互动,分析城乡关系、城乡差别与城乡对立的演变,不仅有助于总结中国城市兴衰,更重要的是为当前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提供一些理论支持和历史借鉴,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城市和乡村是一定空间范围内缺一不可的组成部分,城市的发展变化很大程度取决于广大乡村的支持力度;乡村的发展依赖于自身的条件,也需要城市发展带来的联系和互动,最终达到城乡的共同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乡关系是通过经济、政治、社会、技术信息等具体方式,来体现两者之间的互动共进和互为因果。这是从城市史视角研究城乡关系的基本点。 在西方,研究城市史的学者十分关注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重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的联系和互动。芝加哥学派认为,城市的发展是与周围的环境相联系的,周围环境的诸多因素决定着城市的发展前景与特征。美国后现代主义的新城市史学派是把乡村和城市作为一个有机过程的两端,论述城乡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的城乡是一个区域系统内的两个方面,城市的经济功能十分显著,如布罗代尔的《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3卷在叙述威尼斯、安特卫普、热那亚、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等城市领先地位时强调:“必须把它们置于11至13世纪期间逐渐在欧洲形成的第一个经济世界的范围之内。正是在那时候,出现了相当广阔的流通区域,而城市则是流通的工具、转运站和受益者”,是商业的中心;并认为城市是与其相关的区域不可分割的,由中心城市、次级城市以及这一区域的腹地形成一个等级制的系统,在这个系统内,中心城市在经济上剥削和统治次级城市和乡村。①在西欧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中,城市与乡村的互动尤为突出。以英国早期资本主义兴起为例。英国农业的产业结构是以农为主、以牧为辅,产权结构是地主与小农所有制相结合,经营形式既有地主或小农,也有大农场的形态。经过15世纪农业相对稳定的发展,英国农业在农作物种类、农牧比重、耕作方式、经营形式和规模、产权结构上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最大的变化则是16世纪后的工业乡村化和乡村工业化。最初是呢绒毛纺织业向乡村转移,并逐渐在乡村扩展;以后麻织业、针织业,以及采矿、冶金、制盐、造纸、制革等行业也在乡村陆续兴起。从城市与乡村的角度总结其原因就会发现,城市内各行会的陈规陋习严格限制成员扩大生产规模,竭力抵制工业资本的进入,而且消费市场也十分有限;乡村则不然,没有城市那样的行会限制,还有矿山、水利等资源和动力,更为关键的是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乡村工业化准备了诸多有利的条件,如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必需的粮食保障和生产原料,增大了购买纺织品和其他日用产品的能力,为工业品需求增大了空间,农业结构变革中溢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等;加之小农经济分化后,一些农民只有少量土地,面临破产,离土不离乡的手工场是其维持生活最好的方式。因此,英国的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多设立在乡村,并得到迅速发展。工业在乡村的长期发展势必导致乡村工业化,商品关系、雇佣劳动在一种新的形态下在城乡蔓延和扩展,使英国农本自然经济的根基发生动摇、分离和质变。乡村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和水平后,一批新兴的工业城镇迅速兴起,推进了英国的城市化进程。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城乡关系可以看出,城市与乡村是较为良性的互动状态,其中包括乡村农业生产的长期发展、城市资本向乡村的转移、乡村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带来了新兴城镇的崛起,资本主义在更为广阔的城乡得到普遍的发展;而且,乡村工业生产所赚取的财富又多回流到了城市,促进了城市人口的剧增和经济的发展。西欧的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脉络,成为阐释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模式。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城乡关系是城乡一体化模式。在宋代以前,城市和乡村的商品生产就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却始终未能跨入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从城市发展的城乡关系角度分析其原因:一是中国多数城市的主要功能不是经济功能而是军事和政治功能,城市是统治中心和政治中心。城市经济的消费性大于生产性,具有很强的寄生性,其手工业和商业主要是满足统治者群体的消费,并没有充分发挥推动社会经济进步的作用。县城以上的城市固然繁华和方便,也是千万学子科举赶考之起源地,但是对以农业立国和重本抑末为宗旨的一般平民而言,城市往往与一些消极的事物连在一起。如城市是民众前去纳税和诉讼的官衙所在地,是奸商、市井、地痞流氓、无赖恶霸聚集之处;灾荒战乱时百姓到此避难,留下的却是卖儿鬻女的悲惨回忆。因此,城乡之间没有呈现出巨大的差别,城市与乡村相比并没有明显的绝对优势,生活方式、文化和情趣没有凸显出过多的优越感和特殊性,甚至在官僚文人从生活和政治角逐等角度反倒将城市视为是喧嚣、尘腥和燠热的,是网罟和樊笼,进而产生与此相左的乐山林、鄙城市的田园观念,形成影响深远的隐逸思想。②二是中国的乡村经济以小农生产为依托,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是世代相传的内陆经济结构,生产工具和技术落后、经济效益低下、生产方式僵化,除了盐铁等少数特殊商品外,农民很少需要从城市中获得生活资料,多数生产资料通过乡间的交换而获取,不必与外界的城市发生经济联系,就能够进行简单的农业再生产;加之乡村商品生产普遍不发达,农产品商品率低,在导致广大农民趋向贫困化的同时,在客观上制约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进而构成乡村长期运行于简单的自我复制与循环发展。城乡关系被维系在自然经济体系之中,城市作为政治中心,在政治上统治乡村,在经济上依赖于乡村并剥削乡村;而乡村作为城市的经济腹地,在政治上依附城市,经济上制约城市,形成了互相依存的低水平的城乡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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