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开始发生巨大转变，但发展状况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更为不同，并没有出现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的局面。本来，明清以后在江南等一些地区农业和手工业中商品生产有了一定发展，出现了一些手工业工场，以商品流通和手工业为特色的城镇不断涌现，沿海与内河运输的活跃，增强了城市与乡村、腹地的经济联系，国内市场已经基本形成，城市规模有所扩大，一些城市的主要功能开始转变。西方势力的侵入，打断了中国自身的发展轨迹。沿海等城市开埠通商后，大量的洋货进入中国市场，由沿海口岸波及周边乡村和腹地，中国的农副土特产品、手工业品和煤铁等资源出口海外。被迫开放的对外贸易，促使城乡中与此有关的商业和进出口加工业的兴起，继而出现近代工业、金融业和交通工具的变革，推动着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接轨，推动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在社会经济变革中，城市与乡村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城市尤其是上海、天津等开埠通商城市，经济功能迅速增强且转变为主要功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开始重建，人口剧增，城市规模扩大，成为腹地空间范围不尽相同的经济中心。在乡村中，经济作物种植面积逐渐增加，农产品商品率有所提高，专业生产区逐步形成，家庭手工业与农业也开始分离或重组。于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逐步脱离原来的轨道，以农为本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结构开始逐步解体。
    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大变革中，毫无疑问，城乡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和活跃，依存度也逐步加强。城乡关系中最根本的是经济关系，其联系和依存集中表现在：进出口贸易促使部分地区改变农业生产结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对城市与市场的依赖性有所增强，工业品弥漫式涌入乡村，撼动了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根本。城市人口的剧增和工商业的振兴，增强了对乡村的商品粮、工业原料、劳动力、市场、资金等的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社会城市依靠乡村提供生活必需品，并最大限度地聚集乡村资金的单向流动的城乡关系。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交通与信息的变革，使得城乡之间形成了物流、人流、资金流和技术流的双向联系，这种联系的频率和规模与传统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在城乡之间联系与依存日渐增强的基础上，还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互补。对于城市，工矿企业依赖乡村提供廉价劳动力，近代工商业也需要乡村富豪的资金投入，进出口贸易和工商业发展也有待于扩大腹地和市场、提高农产品商品化和建立专业产区，城市经济功能开始发挥开放和聚散的作用，城市经济中心地位有大幅度提升。对于乡村，丝绸、棉花、皮毛、榨油、桐油、发网、草帽辫等农副土特产品大量出口，整合了乡村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的结构，提高了产品的商品率；城市一些先进生产技术也改变了乡村手工业的生产和经营方式；城市近代工业的产品在替代乡村生活用品的同时，也支撑了一些传统手工业的调整与发展，如各棉纺厂生产的棉纱造就了江苏南通、河北高阳、山东潍坊等手工织布业产区，丝织、榨油、发网等业的生产也相对集中，而并不是把生产企业全部集中到城市，这些有助于促使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的分离，有助于乡村生产结构的重新组合。
    城市的拉力与乡村的推力也在增强。迅速发展的城市对乡村有着前所未有的吸引力，城市繁盛的工商业为投资者和淘金者提供了契机与平台，也使得进城农民有更多的就业渠道；新式教育聚集，也为社会精英和有志之士创造了吸收外来文化的绝好空间；加之，居住环境、休闲娱乐、价值取向、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与乡村形成强烈的反差，刺激着各色人等来此享乐和接受城市文化的熏陶。乡村的自然经济在遭受到工业品冲击的同时，地少人多、天灾人祸和苛捐杂税等生存环境逐渐恶劣，驱使一部分破产农民、灾民和难民等不得不离开家乡；一些乡村豪富和士绅向往城市的繁华和开放，一些想要改变自身处境者也走出封闭的环境，到更为广阔的城市展示自身的价值与才华。于是，沿海沿江和新兴的工矿、交通枢纽城市的人口迅速增长，城市规模不断扩展，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
    但是，以上仅仅是城市发展进程中城乡关系的一个方面，还有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即城乡差别却在迅速扩大，城乡对立愈发严重。也就是说，城乡之间逐渐增强的依存和互动实际上并未有效地加速城乡的发展，反而加重了中国各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性，重新构筑了影响至今的城乡社会经济二元化结构。
    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有着本质的不同。从整体上看，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在绝大多数地区的乡村一直延续，即便偶尔从事商品化生产的农民，也在市场这把无情的双刃剑下任其宰割，受尽各级商人的盘剥；内地和边远地区的农民更是与商品化生产和市场无缘。因此，在乡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绝对优势。在城市，近代工业从无到有，改变了城市的经济结构和功能，但近代工业在产业结构的比重相当有限。据统计，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工业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4％；1936年，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8％，但在工业产值中工场手工业占到67.54％；到了1949年，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1％左右。③另外，中国各区域间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并没有因为城乡发展而趋于缓和，而是愈发严重。如果从城乡关系上分析：其一，城市仍然是政治中心，在政治上统治乡村的特点更为明显。虽然开埠通商后一些沿海城市的主要功能发生转变，但是城市所固有的浓厚的封建性及近代以来强加的殖民地性，使城市政治中心地位不断加强，城市对乡村的剥削和压迫程度更高，手段更加多样化。它不仅延续和强化了原有的封建剥削统治方式，还增加了新的殖民掠夺和资本主义的剥削手法。其二，工业化与城市化并非同步。本来，在明清时期，江南等地的手工业和商业城镇已经显示出发展的势头，但遭遇外力侵入下的上海、天津、武汉等城市的迅猛发展，又使之显得黯然失色。迅速发展起来的上海、天津等城市多是因商而兴，近代工业受资金、技术和外资等多种影响部门结构失衡，发展缓慢，工业在城市经济结构中的比重远远逊于金融业和商业，削弱了城市容纳能力。其三，缺乏制度保证。中国的城市出现很早，但国家实行的是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城乡合治，始终没有以城市为单位的行政管理机制，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南京国民政府才出台《特别市组织法》和《市组织法》，标志着城市行政管理机构的初立。城市在长期缺乏必需的管理机制状况下，没有相应的法律与措施，难以有效地治理社会治安和规范社会秩序，城市问题日益严重，城市环境随着人口剧增和空间扩大日见恶劣；加之军阀混战和政局变幻，增添了诸多的不安全因素，弱化了城市的诱惑力。其四，乡村经济发展缓慢。在广大的乡村依然是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数省十余处调查，农村农户的家庭生活资料中有2/3来源于自给，在消费资料中自给部分占65.9％，对市场的依赖是很有限的；④在工业品的冲击下，家庭手工业萎缩，那些织布、丝绸、发网、缫丝、榨油等专业生产区在捐税和战乱等摧残下难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