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展的唯物史观普及教育，以及由此引发的有关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从整体上改变了中国史学研究的面貌，并对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关于这一活动本身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学术界和学者或有不同的认识及看法，但大都承认经过唯物史观的普及及对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论争，史学研究者的理论思维能力得到了训练，史学界的整体理论水平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一、唯物史观的普及与重大理论问题的论争
    新中国成立以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史学家的艰苦努力下，唯物史观的影响不断扩大。但就整个思想界而言，许多人对唯物史观还是陌生的。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改造旧的意识形态，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唯物史观的普及。1949年创办的《学习》杂志创刊号发表了艾思奇《从头学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方法》一文，阐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要性，以及现阶段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任务、方法。为推动唯物史观的普及，毛泽东审定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其本人著作在内的十二种书目作为广大干部群众和知识分子学习唯物史观的必读书目。对史学界来说，普及唯物史观旨在使史学研究者通过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社会发展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事史学研究。1949年成立的新史学研究会将“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研究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作为宗旨。1950年，翦伯赞发表《怎样研究中国历史》一文，阐述了史学研究者如何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确立正确的观点、立场、态度、方法。他强调，史学研究者应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建立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新历史观点；站在民族平等的立场上，撰写包括中国境内各族人民的历史在内的真正的中国历史；要以社会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说明每一历史阶段所特有的基本经济法则和与此相适应的阶级关系、政治制度乃至意识形态，说明一个历史阶段发展到另一个历史阶段的变革过程；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从阶级矛盾中寻找历史的变革。这反映了在史学界普及唯物史观要达到的目标。批判唯心主义历史观也是普及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方面。新中国成立以前，许多知识分子受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毛泽东认识到要改造知识分子，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在学习唯物史观的同时，还必须清除胡适的影响。于是，他发起了对胡适的批判运动。史学界对胡适、傅斯年、钱穆等人的历史观和史学方法进行了批判，一些史学家逐渐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了新的历史观。
    通过唯物史观的普及，绝大部分史学工作者在人类历史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上形成了共识。他们“普遍地认识到：人类历史是按照客观规律发展的过程，而生产方式的变革则是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变化的基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它从原始公社崩溃以后，经历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的起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这表明，唯物史观已经为大多数史学研究者所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确立了主导地位。
    接受了唯物史观的史学工作者试图以唯物史观同历史研究实际相结合，并对历史学中的理论问题以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思考，于是，史学界出现了有关重大理论问题的论争。这些理论问题主要有古史分期即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的形成、农民战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史论关系等。其中，关于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汉民族的形成等问题，引起了史学研究者热烈而持久的讨论，被称为“五朵金花”。史学界所讨论的这些问题，与如何认识中国历史进程与面貌以及如何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关于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的讨论，关系到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以及以何种因素作为划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等一系列的问题；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主要探讨的是中国从古代走向近代的自然历史发展过程，以及这一过程被中断的原因。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中汉族在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对汉民族的形成，以及民族关系问题的论辩，旨在正确理解和认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和农民问题是最主要的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要前提。对农民战争的作用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其实质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探讨。对这些问题，尽管史学界尚未取得共识，在讨论中存在简单化倾向，但都立足于唯物史观来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及其特点。通过讨论，历史研究的基础理论扎实了，史学界的整体理论水平也提高了。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建国初出现了著名的古代史研究的‘五朵金花’，标志着新中国史学开始摆脱战争时期史学的草创痕迹，向着严肃的科学境界迈进。”[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