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从新社会史中产生了新文化史，那么，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的关系如何？笔者想从欧美和中国台湾学界的研究情况来加以讨论。
    先来看年鉴学派。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的社会史研究深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复兴以来，年鉴史学所倡导的总体史、长时段和多学科互涉的治史风格，为国内学界所推崇。然而我们也了解到，年鉴史学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即发展到第三代的时候，其内部已经出现了变化，即在布罗代尔时代处于史学边缘的心态史和其他形式的文化史，一夜之间“从地窖到顶楼”，年鉴史家的学术路子从“经济社会结构”走向了“文化上层建筑”。新一代年鉴史家对来自法国国外的观念持更为开放的态度，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努力综合年鉴派传统与美国的学术潮流--心理史、新经济史、民间文化史、象征人类学，等等。20世纪70年代，出于对计量研究法在文化史研究(尤其是宗教实践史、书籍史与识字率史)中有效性的质疑，年鉴史学出现了三大新趋势，即人类学转向、政治回归与叙事的复兴。彼得·伯克曾评论说这种新趋势既是对布罗代尔的反动，也是对年鉴传统中一贯主张的社会史与结构史支配地位的全面反动。①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在此意义上去审视中国社会史的学术发展路径，可以看到从90年代至今，年鉴史学的这三大趋势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有着惊人的一致。在此意义上，不能不说，我们的社会史研究正在步法国年鉴史学的后尘。
    反过来再看年鉴学派的进一步发展。到了第四代当家人物罗杰·夏蒂埃那里，已经开始从上层文化/下层文化、生产/消费、真实/虚构三方面，去定义新文化史与传统思想史、社会史的区别，他指出当代史学的特色就是“从文化的社会史到社会的文化史”的转换，过去将文化视为社会经济生活产物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应当把年鉴派早期史家所假定的“客观结构”视为文化“构筑”或“建构”之物。②由是，年鉴新史家们开启了他们称为“表象史”的研究热。所谓表象史，即对自我、民族及他人的形象、想象及感知的历史，这与美国新文化史倡导者林·亨特所说的“新文化史”在概念上是一致的。1989年夏蒂埃在《年鉴》杂志发表《作为表象的世界》一文，可视为其倡导表象史研究的宣言书。行文至此，我们不禁要问，对于当前中国社会史的发展而言，这种转型是否也是我们的一个必由之路和必然选择呢？
    再来看美国新文化史学的发展动向。直至20世纪70年代，受法国年鉴史学的影响，社会史在美国史学界还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在80年代，随着格尔茨、布迪厄和福柯等人著作的问世，一个对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与文学批评都有深远影响的“文化转向”逐渐酝酿成形，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文化史逐渐取代社会史成为美国史学的显学。我们知道，社会史的学术取向是将研究中心移向下层，通过研究所谓的整体历史和长期结构来把握社会的真实。而新文化史家却不相信有一个先验的、客观的真实被动地待在那里等着人们去发现，于是“论述”、“叙述”、“再现”等观念，便成为新文化史研究中重要的方法论问题。由于不相信研究者可以经由科学的律则和普遍性的范畴去发现历史的真理，文化史家转而对文化、族群、人物、时空的差异性或独特性付出更多的关注。③不少知名的史学家放弃了过去对长期趋势或宏大历史图像的研究，而开始对个别区域、小的村落或独特的个人历史进行细微的描述，微观史学、日常生活史由此亦成为研究者的新宠。
    通过比较欧美学界社会史的“文化转向”，我们不难发现，新文化史之新，究其实质，乃是一个治史观念的彻底革新，它试图要改变甚至颠覆的是我们对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整体认知，试图用新的视野、新的观念和新的范式来重新书写和表达人类社会的历史，并不仅仅是开拓新的学术领域那样简单。关于新文化史与社会史的区别，有不少学者已作了相当精辟的区分，在此谨择要胪列，以便讨论。
    西班牙学者米格尔·卡夫雷拉在一部名为《后社会史初探》的新著中，开篇第一章就讲述“背景：从社会史到新文化史”这个问题，他分析说：“新文化史学者想要拯救个体，使之摆脱遭贬斥的命运，摆脱社会史将其归入结构之下的安排，授予行动者在塑造社会实践中扮演某种积极主动的角色，并以人类能动性作为历史考察的出发点。……要避免社会结构淹没了主体。”④面对这些挑衅，有社会史学者宣称，“社会史学科向文化、情感和符号领域的开放，充其量不过是对前一阶段盛行的社会经济研究的一种补充。”⑤当然，这种“互补性”的论调也只是代表了一种看法。
    在中国台湾，有台湾新文化史鼓手之称的卢建荣对新文化史与社会史的关系亦有比较明确的区分，他认为：“新文化史所挑起的这波新史学运动，与前一波社会史学相同的是，都注目于下层社会，但不同的是，社会史侧重人的行动，是具体可见事物，新文化史则强调人行动背后的文化逻辑或文化密码。”⑥他进一步将新文化史家的学术性格概括为五点：第一，在扩大史料范围上，他们大加利用文艺作品，充实其中人事情节，以重建人们行动所自来的文化；第二，在认知论上，他们将历史之“实”带向文学之“虚”的路途上；第三，在分析工具上，他们仰仗人类学、心理学以及符号学的一些概念；第四，在历史书写的对象上，弱势的下层社会及其日常生活光景逐渐成为历史聚光灯照到的地方；第五，擅长利用叙事技巧说故事。⑦
    相比之下，张仲民对新文化史研究内容的概括则更为具体和感性，“新文化史之所以被名之为新，其研究范式之新固然无疑，但其新的最主要体现之处还在于研究内容。一些诸如气味、情绪、梦、垃圾、屎、疼痛、姿态、眼泪、食物、盐、煤、火、声音、镜子、内衣、乳房、厕所、房屋、戒指、发型、服饰等过去不入历史研究者法眼的课题，现在都已经成为新文化史家的研究对象；至于一些政治、经济类的老命题在新视野下也被重新检视，以另具新义的政治文化史、消费文化史等名目再现于读者眼前。”⑧通过这种具体的阐述，我们能够领略到，新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比起社会史来说更为宽泛、多元，甚至是无所不包。在社会史兴起之初，学界曾讥讽社会史是个杂物筐，无所不包。然而，与今日的新文化史研究相比，社会史则有“小巫见大巫”之嫌。那么，随之而来的“碎片化”问题和泛“文化”主义的倾向恐怕也是新文化史研究中需要慎重对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