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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冷战史研究的新趋向

http://www.newdu.com 2017-08-27 《社会科学战线》 沈志华 参加讨论

1991年,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两德统一为标志,冷战作为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时代结束了。然而,当今世界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变得更加和谐、和平,反而发生了许多新的动荡和分化。特别是“9·11”事件之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更加表面化,一些学者开始用“新冷战”(New Cold war)的角度和框架来看待大国之间围绕着利益和权力的对抗以及国际政治中出现的对峙和遏制。这一切都使人们不得不想起冷战年代。世界是否会进入新冷战时代?目前国际紧张状态中有哪些因素来自于冷战年代?今后又将如何发展和演变?这些问题的解答离不开对冷战时期历史进行全面和深入的探究。这就是进一步加强冷战国际史研究并在学科建设方面把这一研究提高到应有地位的现实意义所在。①
    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出现本身就是冷战结束的一种产物--冷战终于可以作为研究者们置身之外的对象进入他们的视野。以苏联档案解密为契机,一系列前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档案也纷纷见诸于世,加上原有的美、英、日等国定期公开的档案,学者们可通过大量一手材料更加真实地描述和解释冷战时期的历史。所有这些构成了冷战史研究在1990年代异军突起的时代机遇。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于1991年率先成立了冷战国际史项目(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许多国家和地区也随之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或团队。此后,“冷战国际史”这一概念便开始流行,并被国际学界广为接受。所谓“国际史”,其含义在于,无论是学者队伍和史料来源,还是研究对象和观察视角,凡在冷战史的范围内,都不能再以某一个或几个国家为中心,而已经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近年来冷战史在这一重要内涵上的发展日渐深入。
    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档案文献利用多国化、多边化的持续发展。
    多边档案的解密和利用,为许多重要课题在多国视角上的再研究提供了基础。朝鲜战争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其他研究像马歇尔计划、柏林危机、印度支那战争、匈牙利事件、台海危机、柏林墙危机、古巴导弹危机、核武器问题等等,亦无不如此。
    目前,各国档案的开放、收集、整理、翻译及综合利用,已经成为冷战史研究领域首先关注的事情。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学者们接触到外文材料的增多,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有了长足进步。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主要关注美国,或者依靠西文文献的研究形成了一种难以剔除的“西方中心主义”甚至是“美国中心主义”倾向--这与西方史学研究存在的现象是一致的。冷战史研究中档案收集和利用的国际化趋势,使得学者们能够从根本上突破原有的“美国中心论”,令冷战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史研究”,从而使这一研究领域率先“突围”,走在世界史学科的前列。
    这方面的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多国档案的交叉利用。研究双边关系要利用双边档案,而各国档案的解密则为学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资料来源。如研究中苏关系时人们发现,由于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特殊关系,在后者的档案馆里收藏着许多涉及中苏分裂时期苏共与东欧各党的往来函电,而这些材料无疑是判断苏联立场和态度转变的重要依据。同样,俄国外交部档案馆中保存的苏联驻朝使馆的大量电报和报告,也是研究中朝关系不可或缺的史料。
    各国档案的解密和利用推动着冷战史研究的深入,反过来,冷战史研究的发展也推动着各国档案的解密,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运动。近些年来,除原有的比较规范的美国之外,俄国、英国、日本、中国档案的解密也陆续走上了轨道。以威尔逊中心的冷战国际史项目为主要牵头,通过到当事国举办或邀请当事国学者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各国学者正在一致努力,敦促越南、蒙古、古巴、印度和朝鲜政府打开他们那里档案馆的大门。特别是2009年5月在新加坡召集的亚太地区各国档案馆负责人会议,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菲律宾、印尼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档案馆均表示了积极态度。显而易见,这些国家档案的解密,对于推动冷战国际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其次,在今后一定的时期内,冷战史研究仍以重建史实为主。
    冷战国际史之所以被称为“新冷战史”或“冷战史新研究”,并不是因为研究者持有相同的、统一的观点,更不是因为他们形成了一个学术流派,恰恰相反,学者之间在很多观念、概念、定义以及对史料的解读方面,往往存在不同的释义和看法。
    就学术关怀而言,冷战史研究者的共同努力首要在于重新描述历史过程,重新构建历史事实。在过去的冷战史研究中存在不同学派(如传统派、修正派、后修正派等),其主要是观点不同,而对基本史实的认定则没有根本的分歧,尽管他们掌握的“史实”未必真实。冷战结束后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基本史实的认定方面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档案文献的缺失,过去冷战双方的研究者无法看到或不想看到铁幕另一边究竟发生了什么,学者眼中的历史往往是片面的、虚假的、错误的甚至是被歪曲的。档案文献的多边化不仅能够使历史研究达到“纠偏、求正”的目的,而且能够推动很多课题研究不断深化和扩展。以往对一个事件我们可以从美国、苏联的角度观察,现在则能从更广泛的角度--中国的、东欧的、日本的甚至是一些小国的角度得出更丰富的结论。
    一般地,根据言必有据、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学术准则,在一段时间内,历史学家不可能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因此,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档案文献进行考证和分析,并耐心等待和努力发掘尚未被发现的档案资料,人们才会把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才有可能获得一幅越来越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同时,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研究者才有可能逐步实现理论的升华。从这个意义上说,冷战史研究是一个开放的学科--其持续的魅力正是来自于可以依据不断解密的档案而对研究对象不断地修正、补充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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