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也有着自身的特点、优势和不足。
    第一，档案搜集和整理工作进行的日益深入。除了注意收集、保存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国的档案外，还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本国各级档案上面。首先是国内省部级档案。根据国家档案法，中国外交部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档案馆已开放多年。虽然多数档案馆制度不健全，行为不规范，但只要研究者肯下功夫，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其次是县市级档案。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从社会史的研究出发，着重收集县市一级档案馆的档案。已经获得沪、浙、苏、鲁、豫、皖、赣等8省74县共24000卷、180万页档案图片，其中包括大量珍贵历史文献。另外是民间档案史料，主要对象为乡村社会、城市街区、厂矿企业、大中小学等单位档案以及公民个人的自存资料，包括各种文书、记录、报表、小报、大字报及工作笔记、日记、鉴定、表格、书信、家庭收支账册、照片，以及过去各级领导机关下发的文件等等。其结果，毫无疑问将为冷战史研究向社会史和地区史的延伸奠定基础。
    第二，以北京、上海为中心，辐射全国的研究格局基本形成。目前，我国冷战史研究的主要阵地是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等几所高校。这里挑选全国刊登冷战史论文较多的44个核心期刊，统计了2007-2010年所发表的冷战史论文，总计459篇。从作者所在单位看，北京地区123篇，上海地区111篇，其他各省市共225篇，而在其他省市成果的作者中，有很多人毕业于上海或北京的高校。
    第三，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轨走在其他学科前列。随着冷战史研究者特别是年轻学者更多地走出国门，他们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大，理论方法日趋完善，与国际学界的差距正逐步缩小。同时，开展国际合作研究也是我们在国际学界发出自己声音的一种途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冷战中心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在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建立了海外工作室，将定期派遣研究人员赴美，还积极参与了该中心发起的“核扩散国际史项目”；另外还联合东欧学者开展合作研究，对东欧国家在冷战时期的档案文献进行整理。
    作为一个新兴的、正在走向成熟的学科，中国的冷战史研究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我们的年轻学者在语言功力方面较西方同辈学者明显不足。西方学者能够比较自如地运用各国包括中国的档案。虽然频繁的国际交流能对此有所弥补，但在今后的长时段来看，我们冷战史研究的“话语权”有旁落他人的危险。另外，国内急功近利的学风不利于依靠档案来进行实证研究的年轻学者。冷战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需要经过长期积累才能够厚积薄发，有所建树。而目前一些评价体系和选拔机制过于机械和短视，在某种程度上对年轻学者的成长是不利的。
    无论怎样，如果想保持我国冷战史研究目前的迅猛发展势头，不仅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档案研究的队伍中来，还希望他们能坚守信念、持之以恒，关注国际学术界的发展动态，始终对收集和整理档案文献抱有热情，同冷战史研究的前辈一起努力，推动冷战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①本文参考了笔者的《冷战史新研究与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冷战国际史”海外研究状况简介》（《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春季卷）；夏亚峰的《冷战国际史研究在中国：对过去20年研究的述评》（《冷战国际史研究》2008年冬季号），徐蓝的《中国战后国际关系史研究30年》（《冷战国际史研究》2009年夏季号），崔丕的《中国学术界对国际冷战史的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前沿报告》第1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余伟民的《后冷战时代的历史之鉴》（《人民日报》2010年8月13日），以及笔者2009年9月在复旦大学高级研究院演讲稿《冷战国际史研究及其在中国的表现》（未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