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冷战史学界的国际合作研究已经蔚成风气。
    冷战国际史研究在最初阶段一个突出特点表现在档案交流和专题研究方面的广泛国际合作。冷战史研究国际化的趋势是冷战结束以来各国档案大规模开放的现实促成的，也是其研究领域本身内涵所决定的。冷战史研究领域重大专题研讨会几乎都无法单独由一个国家召开，这是导致冷战史双边会议和国际会议频频召开、冷战史学者在国际舞台异常活跃的主要原因。此外，冷战史研究中档案利用的多国性和综合性也要求相关专题的各国学者必须坐在一起讨论问题。从形式上看，这种国际合作除经常或定期召开双边会议和国际会议外，还有档案利用国际培训班、双边博士论坛、跨国口述访谈等。
    现在，冷战史研究的国际化的一个新趋向是由若干国家的学者就某一选题开展国际合作研究。推动各国学者走到一起的，除了经过历次交流积累的学术网络这个前提基础之外，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比较认同“多国、多边研究是冷战史研究的学术生命力所在”这一看法。同时，为了克服语言障碍，以最高效的方式将各国档案应用到学术研究中去，学者们也需要走到一起，互通有无，交换意见，在合作中激发思想活力。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国际合作项目是威尔逊中心牵头的“北朝鲜国际档案项目”（NKIDP）和“核扩散国际史项目”（NPIHP），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组织的“冷战时期东欧国家档案的整理与研究”项目。
    除了上述在学科发展方面的新动向，冷战史研究在研究对象、内容和理论方法上也有所变化。
    近几年，在冷战史研究的宏观层次，有挪威学者文安立的《全球冷战：对第三世界干涉与当今时代的形成》（2005）、美国学者梅尔文·莱夫勒的《为了人类的灵魂：美国、苏联与冷战》（2007）等。最新出版的莱夫勒和文安立主编、多国学者参与编撰的《剑桥冷战史》三卷本（2009／2010），被认为代表了目前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前沿水平。该书目的是阐明冷战的根源、动力和结局；力图说明冷战是如何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两次大战之间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环境中演化而来的；冷战遗产是如何影响当今国际体系的。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国际史，除用一些章节讨论大国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关系，有更多篇幅讨论的是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特别是广泛涉及社会史、科技史和经济史的内容，讨论了人口、消费、妇女和青年、科学和技术、种族和民族等一系列问题。
    在具体的个案研究方面，冷战史学科也呈现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特点：
    一是走出大国关系史研究的光环，考察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区的互动关系。“9·11”事件以后，由于基督教文明和西方的价值观受到威胁，人们突然发现西方的意识形态并没有被全世界广泛接受。于是，学者们开始关注大国以外的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对于第三世界或冷战边缘地区和国家的研究出现一种“本末倒置”的趋向，即从研究这些地区或国家本身的历史出发，考察其自身发展的历史惯性、特征和趋势对美苏关系的影响，对地区和国际格局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在大国与地区性国家（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中，小国、边缘地区和第三世界国家并不完全是被动地卷入冷战的，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选择和驱动力迫使美苏不得不修正自己的政策。在这一框架下，冷战与革命、冷战与发展成为冷战史研究的重要主题。
    二是突破传统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范畴，把经济、文化、社会纳入观察视野。马里兰大学教授张曙光较早使用了“经济冷战”的概念，很多国内的学者如崔丕也在这一领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文化冷战”的研究涉及美国文化的对外传播，美苏之间的文化交流及其结果，以及冷战中的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内容。关于“宣传战-心理战”的研究出现得比较早，其中既有对苏联在国内宣传鼓动和对外宣传的介绍，也有对西方冷战广播及内部舆论导向的描述。在所有这些领域的研究及其拓展，不仅丰富了冷战史研究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将加深人们对于冷战时代的认识。在冷战社会史领域，一些年轻学者及其代表作品正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
    三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冷战国际史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式。人们还发现，在旧冷战史研究中曾广泛应用过的某些国际关系理论，不仅因其对冷战的结束缺乏预见而受到学者的质疑，而且面对大量的和不断出现的新史料、新史实似乎也正在失去其阐释价值。其实，在冷战后的冷战史研究中，历史学家同样面临着某种困境，当他们面对找到的大量盼望已久的档案时，当他们在新的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开始兢兢业业地重建历史时，才突然发现原有的概念、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似乎还不足以让他们理解、解释和阐述新显露的历史现象。
    四是对于冷战本质的根本性的认识也取得了新看法。比如有学者认为冷战是战后国际格局“二元”与“两极”并存的时期。所谓“二元”，是指这一阶段的世界发生了横向的结构性分裂。这种分裂与此前（16世纪以来）发生的纵向的发展性断层不同，它不是人类文明进化中因现代化进程的时序差异而自然形成的梯次结构，而是人类社会在应对现代性矛盾和危机过程中依据不同的政治理念追求不同的发展目标所导致的制度性裂变。所谓“两极”，是指因制度性裂变而形成的两大国家集团各有一个支配性的力量中心，而且两者都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从而构成了“两个世界”的对峙。
    作为冷战国际史学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者在冷战史新研究兴起之初就参与到这一学术潮流中。作为冷战中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角色和作用是冷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的发展轨迹与冷战进程交织在一起。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正日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在朝鲜战争、中苏关系、新中国对外政策、台海危机、越南战争等一系列冷战史重大课题的研究中，许多中国学者的观点及其所依据的史料都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已经进入国际学术前沿，具备了与国际一流学者对话的能力。因此，与其他学科稍有不同的是，中国的冷战史学科一开始就是与国际学术界保持同步的--目前冷战史学界的新趋势也是贯穿在中国冷战史学科发展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