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欧美史学界相比，新文化史在中国台湾地区和大陆的发展则要相对迟缓一些，但也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先看台湾的新文化史研究。依照笔者有限的阅读体会，感觉台湾的新文化史似乎有两股“互不统属”的力量在共同推动着。一是以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李孝悌为首，以史语所、近史所一批致力于明清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包括邱仲麟、巫仁恕、陈熙远等在内，也有一些与他们有密切交往的台湾和海外学者，如王鸿泰、冯客、柯必德等。这个团体近年来相当活跃，与中国大陆社会史学界、明清史学界往来比较密切。他们的成果主要体现在由李孝悌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城市生活》一书中，在台湾和大陆学界影响较著。另一个是以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卢建荣为首的一批所谓“边缘学门”的学术团体，包括蒲慕州、熊秉真、张瑞德、沈松侨、叶汉明、祝平一、江正宽等7位青壮史家。这个团体中的学者除了选取各自感兴趣的角度以新文化史的方式研究中国历史、依托麦田、立绪等民间出版机构译介评论国外新文化史研究动态外，还出版了由卢建荣主编的两部标志性的论文集，即《台湾新文化史：文化与权力》和《中国新文化史：性别、政治与集体心态》。不过，与前一个团体相比，这个团体的学者大多有海外留学经历，受欧美史学风气影响较深，与大陆学界的交往则要疏离很多，因而其学术主张在大陆学界并未能有效推广⑨。
    以上是对台湾新文化史学术力量的一个简要梳理，我们接着来讨论台湾新文化史的内在学术进程和旨趣所在。按照李孝悌的说法，“台湾的文化史研究，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萌芽。其中虽然可以看到年鉴学派，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但在最初阶段，对再现、叙述等观念的理论意涵，并不像前述西方史学家那样有深刻的省思，与历史社会学的关系也不紧密。此外，由于台湾的文化史家不像西方的同行那样对社会史的理论预设有清楚的掌握从而产生强烈的批判，所以从来不曾把社会史研究作为一个对立的领域，并进而推衍、建立新文化史的理论框架和课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台湾的新文化史研究其实是从社会史的研究延伸而出的。”⑩笔者认为这段话是对台湾新文化史兴起的学术背景及其与西方新文化史不同特点的一个准确评价，尤其是新文化史与之前较热的社会史的关系，应该说是代表了中西方学术发展的不同路径。“从社会史中延伸而出的新文化史”可以视为台湾和大陆学界当前研究的一个共同特征。
    再就具体研究内容和旨趣而言，李孝悌的“明清的社会与生活”学术共同体则围绕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娱乐、旅游、节庆、欲望、品位、文物、街道、建筑等课题进行广泛的探索，认为通过“这些实证性的研究，除了提供许多新鲜有趣的视野，使我们对明清文化的了解有更丰富、多元的理解，也让我们建立了一些解释框架，再转过来协助我们去重新看待史料。”(11)如果我们将这些研究内容和前述欧美新文化史研究相比的话，至少从形式上也没有多少差别和高下之分，反而给人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感觉。事实上，似乎李孝悌本人也并不承认他们所做的研究是直接受欧美新文化史热的启发。他在前引书序言中有一段辩白非常值得注意：
    “明清的社会与生活”的主题计划在提出时，有一部分受到Braudel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及所谓的“total history”的观念的影响，觉得我们过去对明清社会的研究，还有不少需要补白的地方。但我们对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其他理论背景并没有更深入地了解，也完全不知道Lynn Hunt等人也以“社会与文化史研究”为名，进行了十几年的集体研究，并出版了一系列的丛书。(12)
    这段话意在撇清他们的研究思路与美国“新文化史”之间的关系，至少说明他们这一群体当时还是在年鉴史学影响下结合中国历史实际进行的深入研究，并非刻意地去模仿与追随西方，甘做西方学术的附庸，因而有助于提升台湾新史学之独立性，流露出一股浓厚的“本土化”意味。
    相比之下，卢建荣则是在大张旗鼓地“鼓吹”西方新文化史的学术理念，他本人对于新文化史在台湾的发展现状相当不满，甚至用“藏身核心中的边缘”来形容新文化史在台湾流播的境遇。在《新文化史的学术性格及其在台湾的发展》这篇长文中，他用“下探民隐的尝试”、“由下而上的历史”、“脱离关注阶级的学术策略”三个题目纵论西方新文化史的学术旨趣，在引荐和移植西方新文化史思潮这一点上可谓不遗余力。但是在赞美西方新文化史成就的同时，他又发表了一些针对台湾新文化史研究现状的激烈言辞，说台湾的新文化史是由边缘人物在提倡，与过去权力核心者主导新学形成了强烈对照，言语间透出一种愤怒和不满情绪。(13)这种激烈的言辞当然会引发很大争议。2002年在台湾“清华大学”召开的“人文社会学术的文化转向”学术会议上，清华大学经济系赖建诚在评价卢建荣“边缘学门的奋战”时，曾有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他将中国学界历来对待西方新史学的态度比作“花式滑水”，认为我们“不要急着转向，反而是要心平气和地在更长的时间里，把西洋学说消化到大脑内，把自己的知识体质做较根本的打底，不要练三年太极拳，就「转向」去练外丹功，三年不到又「转向」去练这个功那个功。转来转去弄得样样通、样样松。”(14)笔者对此深以为然。在我看来，是否可以将李孝悌所代表的台湾新文化史看作“本土化”的自觉，而将卢建荣所主导的台湾新文化史看作“西方式”的效仿？
    总之，二者在如何对待西方“新文化史”的态度上存在着差异和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