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学研究者理论水平的提升
    20世纪末，当人们回首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时，在有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学的评价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肯定者认为，“十七年”的中国史学虽然存在着教条主义倾向，但成就是主要的，并从通史编纂、断代史与专题史的研究与撰述、史料的整理等方面肯定这一时期的史学成就。否定者认为，以农民战争史为代表的“五朵金花”是假问题，是意识形态中的学术争论，这一时期的史学没有脱离战时史学的窠臼。但分歧的双方都赞成，通过唯物史观的普及，尤其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重大理论问题的论争，史学研究者的理论思维能力得到了训练，理论水平有了较大的提升。
    在范文澜、翦伯赞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建者那里，理论水平的提升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臻于纯熟。范文澜等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已经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并初步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体系。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与认识方面的原因，难免存在着简单、机械的弊端。在唯物史观的普及中，他们在指导史学研究者学习与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同时，也检讨自己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范文澜在延安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一书时，对唯物史观的运用还未达到熟练的程度，因而存在着非历史主义的缺点。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检讨《中国通史简编》所存在的缺点的基础上集中精力对其进行修订，并吸收史学界有关重大理论问题讨论成果，对中国通史编纂所涉及的理论问题作了较系统的研究。在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绪言》中，他深入地阐述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阶级斗争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在生产斗争中的科学发明、汉族社会发展史的阶段划分、汉族封建社会的分期、汉族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自秦汉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原因、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历史上战争的分类等九个方面的理论问题，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运用自如。“‘绪论’把这些问题充分展开论述，标志着著者对唯物史观的运用达到了纯熟的程度。”[3]（P252）如以西周为封建社会的开端，是范文澜始终坚持的观点。但在为《中国通史简编》的撰写做理论准备的《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中，他主要根据《联共（布）党史》有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观点，逐项例举中国史料以证明殷商为奴隶社会、西周为封建社会，却显得机械生硬。而在修订本《绪言》中，他以生产关系的变化为社会形态变革的主要标志，通过对西周土地制度、宗法制度的分析，以及西周农夫身份的辨析，说明西周是封建社会。由于其有关论述颇具说服力，因而被视为西周封建论的代表。这表明范文澜已超越了延安时期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撰写中国历史的阶段，能够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历史问题了。唯物史观的普及以及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也促使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在理论上进一步成熟。如吕振羽通过对两周时期不同地区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进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各种生产关系并存情况的考察，揭示出两周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从而使西周封建说更为周密、严谨。翦伯赞撰写的《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等文章，对如何正确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与撰写中国历史进行了深入阐述。这是其继《历史哲学教程》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贡献。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有关理论问题的认识，代表了当时中国史学在理论上的最高水平。
    这一时期理论思维能力与水平提升最显著的是中年史学研究者，他们也被称为“中生代”史学群体，其中有白寿彝、童书业、杨志玖、周一良、邓广铭、谭其骧、杨宽、杨向奎、唐长儒、韩儒林、王仲荦、梁方仲、傅衣凌等。他们经过唯物史观的普及，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扎实的史料根底、深厚的实证史学功力与新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使得他们的理论水平迅速提高，其史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境界。如白寿彝在回族史研究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阐述了回族的形成与发展，以阶级观点分析回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回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以及门宦制度、教派之争的实质，并对回族史上的重要理论问题如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回族的来源、回族内部的阶级关系以及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回族历史人物的评价等，作了深入探讨。改革开放之后，白寿彝致力于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风格，在中国通史、民族史、史学史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杨志玖晚年回顾自己的治学生涯时说：“学习了马列主义开阔了视野，对过去模糊的认识清楚了，有些真有‘觉今是而昨非’的感觉。”[4]（P126）这种变化表现在史学研究中，则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取得了隋唐史、土地制度史、元史研究的丰硕成果。其中，1955年出版的《隋唐五代史纲要》被学者认为“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学习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一个尝试和例证”[5]。这部著作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逻辑性，对后来断代史著作的撰写产生了很大影响。金毓黻称赞道：“他用去粗取精以简驭繁的方法，写出一部相当简明扼要的《隋唐五代史纲要》，这是现实非常需要的一部断代史。不仅隋、唐、五代一段应这样写，其余几个段落的断代史也都应该这样写。”通过与陈寅恪、岑仲勉的相关著作比较，金毓黻认为在有关隋唐历史的整体认识上，杨书优于陈、岑之作。“陈、岑二氏研究唐史之作，得到若干问题的深度，而彼此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内在联系，常常感到不够。杨著之佳，在能汇合诸家对若干专题之结论，作出联系，由联系而构成隋、唐、五代史之整个体系，得到一部断代史应有之宽度。此其所以为佳，亦可谓与陈、岑二氏之作互相配合相得益彰之作。”他认为这是因为杨志玖站在人民立场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因而所撰之书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运用历史唯物论之治史方法前后一贯，此应为岑著之所不具，故以相形见绌。夫既谓断代史，则对于主要关键，必须前后一贯，杨著能而岑著不能者，此由杨著能以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站在立场治史，而岑著与此尚有不够之处也。”[6]（P7164 7165 、7167）在写给卞孝萱的信中论及理论、资料、写作技术关系时，他指出：“治史之士必三者兼具而后可，如陈、岑二氏于新理论尚未能全部接受，即为美中不足之一，杨著虽晚出，但于理论一端则差胜。”[6]（P7175从金毓黻的有关评论中不难发现，接受唯物史观的杨志玖，其理论水平远远地超过了尚未接受唯物史观的岑仲勉。
    金毓黻在新中国成立时已过六旬，与陈寅恪、岑仲勉是同辈人。他在东北文献的整理、东北史地、宋辽金史、中国的史学史的研究等方面颇有成就，但不赞成以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如认为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系主唯物史观……盖为党纲所范围而分毫不能自主者，是亦大为可怜者”[6]（P5869）。1949年1月北平（今北京）解放，金毓黻出于民国史研究的需要，开始阅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在唯物史观普及过程中，他一方面认真学习《联共（布）党史》、《毛泽东选集》以及社会发展史方面的著作，另一方面听有关唯物史观的讲座，认真做笔记。尽管作为“上了年纪的人”难以像杨志玖等“中生代”学人那样迅速地适应新社会，但还是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初步学会了以阶级观点分析历史问题。如他提出研究唐朝末年历史的关键是要树立阶级观点，抓住问题的实质。“研究此段历史最主要关键，即为建立阶级观点。”并以阶级分析法考察唐朝灭亡的原因，指出“农民起义自救，实为推翻唐代统治者之主因”，批评将唐朝灭亡归结为藩镇、宦官、朋党，“皆非洞中肯綮之论也”[6]（P6983）。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唯物史观的学习，金毓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有了深切的认识。他指出，理论、材料、写作技巧三者，理论处于首要地位。“吾所谓理论，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之辩证唯物论，写作无此基础，则为无源之水，必不足观。”[6]（P7299）前面所论他对陈寅恪、岑仲勉、杨志玖三人有关唐史研究著作的评骘，就是基于这一认识。这表明经过唯物史观的普及，“上了年纪”的史学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和自身的理论水平也有所提高。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发现，经过唯物史观的普及与重大理论问题论争的理论训练，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对理论在历史研究中作用的认识都有了新的变化，史学研究应理论与实证并重遂成为史学研究者的常识。这为后来中国史学的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