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学术文化
    山口久和《章学诚的文本论》（《中国－社会与文化》11），指出章学诚在文本解释上批评“朴学”的解释，而主张理性行为受个性和情感的支配，这并非具有宋学的意味，而是“恕”，亦即要求读者具有理想的共感能力和感情交流的资质。泷野邦雄《翁方纲〈四库全书提要稿〉》（《中国研究集刊》）和《关于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翁方纲篡〈四库全书提要稿〉的考察》（《经济理论》272，和歌山大）二文，都是介绍、研究翁方纲所篡《四库全书提要稿》的专文。前者介绍了翁方纲所篡《四库全书提要稿》的情况，并推论了《四库全书总目》编篡过程中某一方面的情形。后者则根据同一资料，考察了《四库全书》编篡的有关情况。片山兵卫《文学作品中所见的明清教育》（《制度与社会》），认为从文学作品中能够了解到教员和生徒的日常活动和思想意识。片冈一忠《洪亮吉传（初稿）〈四〉》（《历史人类》24），是关于洪亮吉系列传记的最后一篇。洪亮吉生活于乾隆初年至嘉庆年间，亦即清朝统治由全盛开始出现衰微征兆的时期，作者根据洪亮吉的诗文著述，撰写了这部传记。人们历来认为，通过诗文著述来了解传主的真实思想是有难度的，但要多角度地了解人物与时代的关系，这一研究又是十分必要的。
    川岛真《从天朝到中国》（《中国－社会与文化》12），认为清朝自称从“天朝”到“中国”的这一变化，是在嘉庆以后开始的，它反映了清代世界观的变化。大谷敏夫《清代的政治与政治思想史》（收入《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主张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探讨清代的政治史。佐藤一郎《满人对中国的统治》（华岛升、高山博编《地域的表象》，《地域的世界史》2），从清廷的文字狱入手，分析了清帝国存在的华夷问题。佐佐木爱《毛奇龄的思想经历》（《东洋史研究》56－2），追溯了考据学家毛奇龄学问、思想发展变化的经历，认为明清之际学术体系的变动存在着连续性与中断性二者并列的复杂情形。伊东贵之《吕留良的“礼”说与“经权”观》（《东洋思想与宗教》24），分析了清初理学家吕留良的思想主张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大西克巳《王船山的“郡县”“封建”论》（《日本中国学会报》49），从“势”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出发，论述了王夫之的历史观和政治思想。国方九史《王船山对阳明学的批判》（《研究纪要》，吉备国际大·社会7），论述了王夫之对王畿及左派王学的批判。
    （六）中外关系
    艾力斯库·丘鲁夏《最初的对话》（森由利亚译，《东方学》92），论述了在规模和时间都受到限制的十七世纪的中国关于基督教研究的意义，认为中国与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文明之间高度理性水平的碰撞，是内在的本质性的。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历来在耶稣会研究问题上都偏重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而问题的焦点在于中国学方面，并且应当以二者的统合为目标。浅见雅一《中国耶稣会士的任官问题》（《史学》65－4），提出了耶稣会士在中国任官是否能妥善履行其职责的问题。作者围绕耶稣会士在中国任官问题，利用耶稣会士一方的材料，叙述了传教士桑比阿吉出仕南明唐王朱聿键朝廷的经过，指出耶稣会士将在中国朝廷担任官职视之为合法化方向并为之推阐理论根据，并且，通过任官问题，清代耶稣会确立了中国传教的基本方针。井川义次《十七世纪耶稣会士的〈易〉解》（《日本中国学会报》48），以库普列等人的著作《中国的哲学家孔子》中有关《易》的部分为例，指出该书从“谦逊”这一美德的共通性出发而主张中国哲学有神论，并认为其背景是传教士试图藉此论证他们在中国传教的可能性。
    吉田寅《基督教初期医疗传道史研究》（《研究纪要》12），概述了十九世纪初叶中国新教传道开拓时期传教士的各种活动，并特别探讨了浩卜宋的中文医学书籍的内容与特色。浩卜宋医学书籍是日本幕府末期接受西洋医学的贡献。同一作者《入华新教传教士与〈三字经〉〈千字文〉》（《历史学与历史教育》50），介绍了十九世纪初叶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为普及基督教义而创作的各种《三字经》以及传教士出版的《千字文》等情形。吉田寅还发表了《中国天主教史研究文献目录》（《东洋史论集》9）一文。
    楠木贤道《从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看康熙二三年的俄清关系》（《历史人类》24），从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的满文档册中，选择与一六八四年俄清关系史有关的部分，将其译为日文，并概述了当时的俄清关系，认为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是俄清关系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松浦章《清代前期的浙江海关与海上贸易》（《史泉》85），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浙江海关的“黄册”资料，以数量分析为主，考察了在沿海贸易和海外贸易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浙江海关的贸易情形。吉田寅《中国新教传教史研究》（汲古书院），是作者根据在华传教士的中文著作从事研究的论文集，作者试图藉此阐明这些中文著述的历史意义。同一作者《中国新教传教与中文定期刊物》（《基督教史学》51）和《清代新教史研究文献目录》（《东洋史论集》，同大，10）二文，前者介绍新教传教士中文著述及刊物，后者则收录以新教为中心的研究成果。那须雅之《关于拉伯斯切德的〈英华字典〉》（《文学论丛》，爱知大114），从书志学的角度，对19世纪传教士拉伯斯切德著的《英华字典》作了考察。
    二、近代
    自八十年代以来，近代中国史研究的视角和对象逐步多样化。1996年的研究，也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风格。以下，谨译取有特色的方面作简要介绍。
    其一，“亚洲经济圈”的提出，这也是“世界体系”与中国、亚洲的关系问题。杉原薰《亚洲间贸易的形成与构造》一书（智慧书房），以“亚洲间贸易”为基本概念，历史地叙述了东亚地域的经济模式，为近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冈本隆司《在通商与朝贡之间》（《纪要》，社会科学81，宫崎大学），着眼于中英双方的关系来分析福州贸易的低迷和发展，指出其贸易重心出现“从广东到上海”的移动趋势，但广东贸易体系仍然保有，并且，作者还进而论述了贯穿国内贸易、朝贡贸易和西洋贸易这一体系的存在。在此，作者虽然没有直接涉及“世界体系”论，但无疑提出了就中国一方而言如何与“世界体系”结合这一视角。廖赤阳《网络的“交错”》（《历史学研究》691），分析了下关、门司两地（亦称关门）华商的商业交易，认为关门两地的市场圈存在着华商网络、转运网络、漕运承包网络等相互交错的状况。
    其次，对原来意义上的价值判断重新加以考察，力图从研究对象内在的理解入手予以历史地展开。细见和弘《李鸿章与清法战争》（《中国－社会与文化》11），对以往李鸿章拒绝派遣北洋舰队是基于自身利害关系的说法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是李鸿章忠实于清政府强调地域防卫这一意图的结果。高纲博文《关于孙中山帝国主义观的再考察》（《纪要》21，日本大学经济科学研究所），认为孙中山是以强权政治的观念来认识当时的政治状况的，体现了其现实主义的立场。藤井升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再论》（《历史评论》549），提出了应当重视孙中山有关民族主义思想发展、变化的见解。
    其三，重视研究人物的思想。佐藤慎一《梁启超与社会进化论》（《法学》59－6，东北大学），把梁启超接受社会进化论的过程置于康有为、严复，以及日本人的社会进化论相互交汇的三个阶段中进行了考察。佐藤慎一还出版了《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一书（东大出版会），我们期待着专评的出现。深泽秀南《变法运动与陈宝箴》（《史境》32），从振兴实业、推举人才、阐扬思想等方面，论述了陈宝箴在变法运动中的作用。川上哲正《景梅九与辛亥革命》（《学习院史学》34），以辛亥革命时期为中心，追溯了早期无政府主义者景梅九的事迹。小林武《中国近代的个人笔记》（《纪要》1，京都产业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为理解清末的个人，并与西方个体的自立相区别，作者提出了从与他人的关系当中认识自我的范畴。
    其四，以地域社会以及经济为对象的研究，这反映了对社会经济或者说对中国支配构造基层关注程度的提高。吉泽诚一郎《天津团练考》（《东洋学报》78－1），分析了天津团练的形成与活动情形，指出团练不仅是在都市自治体背景下产生的组织，而且还是依靠当地权势者得以形成的组织。夏井春喜《辛亥革命与苏州乡村》（《史朋》28），指出辛亥革命使苏州的租栈经营有所好转，而国民革命时期苏州出现割据政权时则再次陷入危机。由此可见地域利害与政治构造的关系。片山刚《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顺德县的集落与“村”的领域》（《东洋文化》76），根据实际调查的结果，指出华中、华南地区“村落土地”并不缺乏，其领域是可变的。菊池秀明《太平天国时期的广西宗族与地域社会》（《历史学研究》686），分析了乡约《安良约》在宗族组织过程中的作用，指出《安良约》不仅未能调停宗族内外的矛盾，反而激化了各种矛盾，使之走向崩坏。西川真子《关于清末宗族的继承问题》（《史林》79－1），指出宗族的继承问题在于族长发言权的界限，很多案件需要依靠官府予以调停，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族长权威的限定性以及宗族组织的安定性密切相关。黑田明伸《二十世纪初叶太原县地域经济的基础》（《东洋史研究》54－4），探讨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地域经济，认为以市镇为中心向外开放的共同体，构成了中国地域经济的基础。田尻利《中国近代的桑叶商人》（《立命馆经济学》44－6），考察了迄今仍未受到重视的桑叶行的有关情形，揭示了其营业内容以及经营形态。松浦章《晚清时期上海南市的沙船航运业》（《文学论集》46－1，关西大学），探讨了中国海运业的有关情况。中村哲夫《近代中国通货体制的改革》（《社会经济史学》62－3），着眼于货币、银行、财政三方面的因素，分析了中国的通货体制，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清末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建过程。陈来幸《清末民初的商会与中国社会》（《现代中国》70）与小岛淑南《二十世纪初叶企业经营者的联合与经济改革的探索》（《纪要》21，日本大学经济科学研究所），均考察了商会成立时期早期资产阶级统合的形态。山本进《清代后期直隶、山东的差徭与陋规》（《史林》79－3），认为地丁合一征收之后，直隶省和山东省并未实施差徭和与之相关的陋规的改革，而是不了了之，这一状况造成基层地方行政中地方征收的相当部分依靠商业的陋规，而农民的负担相对减轻。
    其五，政治史的研究，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予以了较多的关注。贵志俊彦《清末的军制改革》（《纪要》3，岛根县立国际短大），将清末新军的创设置于“中央化的改革模式”中予以把握，并着眼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分析北洋常备军改编为“国防军”的主因。古市大辅《清代后期的盛京行政及其变化》（《史学杂志》105－11），统计分析了十九世纪盛京人事变动的倾向，认为十九世纪上半叶盛京将军和奉天府府尹的地位较之十九世纪下半叶要高，这是因为前期多由于京官的调动，而后期多出自外官的任用，甚至盛京五部侍郎的地位还成为京官生涯的通过点。山本进《清代四川的地方行政》（《东洋史研究报告》20）与《清代江南的地保》（《社会经济史学》61－5）二文，分别以四川、江南为中心，说明清代地方行政的基层组织，多有赖于乡绅阶层的参与。由此而出现的清末的“地方自治”，也是依靠这些并非与朝廷对立的乡绅阶层而得以实行的。此外，孙安石《光绪新政时期政治考察五大臣对日本的访问》（《历史学研究》685），论述了光绪时期朝廷为进行立宪准备而派遣考察团的有关情形，特别是对日本考察的情况，并揭示了中国公布的《宪法大纲》与《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关系。
    其六，关于鸦片问题，注重将地域的视角与对外的视角结合起来予以研究。井上裕正《关于鸦片弛禁论的形成》（《东洋史研究》55－3），以地域利害为轴心来评价当时的鸦片贸易弛禁论，认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广东出现的弛禁论，其动机在于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并重建广东贸易体制，这可以说是广东官吏、行商、知识阶层利害一致的看法。新村容子《清朝政府的鸦片输入代替政策与鸦片贸易》（《东洋学报》78－2），从贸易的视角考察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的鸦片贸易，认为清朝政府的鸦片“输入代替政策”成为对付英国棉织品输入竞争的转折点。
    继1996年之后，1997年日本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仍然呈现出较为活跃的情形。在此，谨分门别类介绍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