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时期的大繁荣和大发展 自1976年粉碎“四人帮”,特别是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至20世纪末约20多年的时间里,明史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繁荣的新阶段。 具体说来,新时期明史研究空前发展、繁荣的原因主要有四点:一、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学者们能够无禁区、无顾忌地进行研究。二、经常举办明史学术讨论会,建立群众性学术组织,创办刊物,使学者们发表论著有园地,交流心得有机会,营造出了有利于明史研究开展的气氛和环境。三、高校历史教育的恢复和发展,为明史研究队伍输送了大量新鲜血液,成为推动明史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力量。四、中外学者之间、内地与港澳台学者之间的频繁互访和交流,国外学者和港澳台学者研究成果的广泛引进与介绍,开阔了国内大陆学者的视野,启发了思路。 新时期明史研究空前发展、繁荣的主要表现有四个方面:一、每年发表论文约300篇,20年的总数与本世纪前80年大体相当; 出版的著作总数也与本世纪前80年大体相当。二、在坚持以唯物史观作为观察分析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的同时,克服教条主义和左倾影响,批判地吸收其他学科和国外同行研究方法中的有益部分,丰富了研究方法。三、以前研究所尚未涉及或涉及不多的若干领域,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问题、官吏贪污及其治理问题、商人问题、城镇问题、人口问题、区域发展问题、人类活动与自然相互关系问题、实学思潮问题、经济思想问题等,开始被提出来,或进一步加强研究,甚至成为研究的热点。四、对许多问题的研究,在资料的发掘和论述的详尽准确程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为了充分说明新时期明史研究空前发展、繁荣的状况,下面就各领域的研究成果做一叙述。 政治方面,包括总体研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研究、政治制度研究、农民起义研究、重大事件研究、官吏贪污及其治理等6个领域。 关于总体研究,有毛佩琦、张自成《中国明代政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关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研究,70年代末80年代初,李天佑、陈梧桐、商传、洪焕椿、王鸿江等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分析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以强化的历史事实、原因、社会基础、影响、特征等。其时,中国史学界为肃清现实生活中的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开展了对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明史学者研究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正是这一批判的一个组成部分。学者们对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影响多持批判态度,但也肯定了其在明初的一些积极作用。关于政治制度研究,有梁希哲与孟昭信《明清政治制度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关文发与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杜婉言与方志远《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9卷(明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尹选波《中国明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周德昌等《中国教育史研究》明清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高时良《明代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1989年)、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靳润成《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张薇《明代的监控体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著作,以及李洵、赵毅、罗冬阳、罗仑、郭培贵、张德信、方志远、王兴亚、柏桦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对官僚的培养、选拔、设置、待遇、考核等进行了极为详尽的探讨。关于农民起义研究,除高言弘等《明代广西农民起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谢国桢《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以及林金树、张德信、陈高华、李济贤等撰写的有关天启以前的明代农民起义论文外,大量的论著集中在对明末农民起义的探讨上。有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袁良义《明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1987年)、王纲《明末农民军名号考录》(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中华书局,1983年)、王兴亚《李自成经济政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和《李自成起义史事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谢承仁《李自成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湖南李自成归宿研究会《李自成禅隐夹山考实》(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通城县史志学会《李自成殉难通城资料选辑》(编者自印,1997年)、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袁庭栋《张献忠传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王纲《张献忠大西军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著作以及洪焕椿、方福仁、韩长耕、穆长青、龙西斌、童恩翼、沈定平、蒋祖缘、南炳文、孙祚民、商鸿逵、张国光、傅玉璋、张显清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或从明末农民起义总体的角度,或从李自成起义的角度,或从张献忠起义的角度,在理论上或史实上作了空前深入的分析和考证。在若干问题上不同意见展开争论,特别是关于李自成归宿的争论尤为激烈。关于重大事件研究,有刘孔伏《明初空印案新探》(《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1期)、暴鸿昌《“高煦之叛”辨》(《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张海瀛《张居正改革与山西万历清丈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许多有新见解、新发现的论著。关于官吏贪污及其治理等若干问题研究,有王春瑜《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白钢《甲申史事的启示》(《文史哲》1994年第5期)、 郑克晟《明代政争探源》(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李洵《论明末政局》(《史学集刊》1986年第1期)、孙文良与张杰《1644 年中国社会大震荡》(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论著。 法律方面,有杨一凡《明初重典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和《洪武法律典籍考证》(法律出版社,1992年)、杨一凡与典英杰《〈问刑条例〉与明代中后期统治集团的立法思想》(《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5期)、怀效锋《嘉靖专制政治与法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等论著,论述了明律的形成、演变和特点等,使过去用力极少的明律研究出现了初步的兴盛局面。 军事方面,出版有毛佩琦和王莉《中国明代军事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书,简明论述了有关的重要制度和重大战役。还出版有范中义《筹海图编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邹经《〈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总说》(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以及南炳文、方志远、黄冕堂、李龙潜、李渡、赵中男、赵立人、肖立军、高春平、徐凯、梁淼泰、刘重日、姚继荣、李洵、杨业进、杜婉言等撰写的一系列论文,讨论所及包括军队编制、领导体制、京营、军户、军事家丁、募兵制度、海防体系、北部边防、马政、兵器、军官的培养和选拔、军事著作等。 经济与社会方面,有关论著遍及农业垦殖、耕地面积及作物结构、土地问题、赋税制度与税粮运输、手工业及国内交通、商品经济、货币、价格、集市、商役商税及商业管理、资本主义萌芽、人口问题、家族宗法制度、社会基层组织、阶级和阶层、社党、会馆、自然灾害与社会保障制度、生活习俗等近20个领域,还有对经济与社会全貌的综合考察,其广泛深入不仅远远超过既往各个时期的同类研究,而且为这一时期其他方面的研究所不可比拟。 关于农业垦殖、耕地面积及作物结构,刘淼《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与张建民、王其榘、顾诚、林金树等撰写的论文,作了有价值的探索。 关于土地问题,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年)、王毓铨与刘重日等《中国屯垦史》下册(农业出版社,1991年)以及伍丹戈、樊树志、王毓铨、李文治、郑克晟、李龙潜、左云鹏、商传等撰写的论文,就官田与民田、土地制度的性质、各类庄田、各类屯田等,发表了很好的意见。 关于赋税制度与税粮运输,有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彭云鹤《明清漕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等著作,以及秦佩珩、伍丹戈、田培栋、栾成显等撰写的关于赋役改革、黄册制度若干问题的论文。 关于手工业及国内交通,出版有黄启臣《十四--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张学君与冉光荣《明清四川井盐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杨正泰《明代驿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 关于商品经济,出版有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和李文治、姜守鹏等撰写的有关论文。 关于货币,赵轶峰、董郁奎、晁中辰、夏维中等就货币制度的演变、白银内流的影响等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关于价格,黄冕堂、彭超、张忠民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探讨了若干地区或商品的价格状况,虽有待继续深入,但有开拓意义。 关于集市,韩大成、樊树志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大体搞清了过去研究甚少的这一问题的基本状况。 关于商役、商税及商业管理,许敏、赵毅、魏林、姜晓萍等撰写的论文,就铺户买办、行商坐贾承担的商税、钞关制度以及管理控制商业流通的其他制度,进行了有益的研究。 资本主义萌芽仍是研究的热点之一。许涤新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 是第一部全面考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巨著。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及王宏钧、刘如仲、王守稼、梁淼泰、洪焕椿、柯建中、李文治、沈定平、李洵等撰写的论文,由原先侧重于综合性一般考察,发展至着重对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的资本主义萌芽进行专门研究,不仅关心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水平,更多地关注其发展缓慢的原因,反映了研究的新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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