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关系方面，存在着明政府对外政策、中外贸易、郑和下西洋、中日关系、中西关系等几个研究热点，其研究虽非始于这一时期，但研究的角度、重点等多不同于以往，达到了新的高度。加之其他有关问题研究的新进展，从而构成了中外关系研究的新高潮。这一新高潮之所以出现，主要当是由于现实生活中实行了对外开放方针的影响。关于明政府对外政策，陈梧桐、陈尚胜、晁中辰、徐明德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在全面分析明政府对外政策的同时，着重分析了其时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影响等。关于中外贸易，出版有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等专著，以及杨翰球、陈尚胜、晁中辰、田培栋、朱亚非、范金民、任鸿章、沈定平、陈学文、沙丁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论述所及包括朝贡贸易、海外贸易、市舶司制度、商品种类、中日贸易、与东南亚及拉丁美洲的贸易等。关于郑和下西洋，出版有范中义和王振华《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2年）、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等《郑和下西洋》（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5年）、《郑和史迹文物选》（人民交通出版社，1986年）及与南京郑和研究会等编辑的几本有关论文集、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海军海洋测绘研究所等《新编郑和航海图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郑鹤声与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三册（齐鲁书社，1980-1989年）、刘重日与周绍泉《郑和家世资料》（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等著作，以及周积明、范金民、陈尚胜、田培栋、庄为玑、谢方、晁中辰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总结和发展了以往的研究，提出了郑和航海何以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等新问题，在郑和生卒时间及出使经历等方面提出了新见解。关于中日关系，出现了对倭寇性质的热烈争论。戴裔煊《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以及陈抗生、林仁川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认为嘉靖年间的倭寇海盗运动，是东南沿海人民进行的反海禁斗争。但郝毓楠、陈学文等仍坚持传统的看法，认为抗倭斗争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封建领主与海盗掠夺的战争。正面评述及赞颂抗倭人物的论著仍不断发表，其中有阎崇年《戚继光研究论集》（知识出版社，1990年）、范中义《戚继光评传--继往开来的军事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等。此外，冯佐哲、史世勤、周中坚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讨论了明代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关于中西关系，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江文汉《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知识出版社，1987年）等专著，以及冯天瑜、陈申如、臧嵘、史静寰、张维华、孙西、程伟礼、马雍、徐明德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了来华耶稣会士的活动，多数学者对其输入西方科学知识的历史贡献给予较高的评价，改变了五六十年代以来一般评价较低的状况；李亚宁《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17、18世纪中西文化关系引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陈卫平《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孙尚扬《明末天主教与儒学的交流与冲突》（文津出版社，1992年）和《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以及潘吉星、张云台、曹婉如、许敏、邓建华、杨建华、宝成关、黄启臣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冲突，特别是研究了中西宗教与哲学的深层次的差异、西学东渐未能推动其时中国走上科技近代化的历史原因；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黄鸿钊《澳门史纲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黄启臣《澳门历史》（澳门历史学会，1995年）、章文钦《澳门与中华历史文化》（澳门基金会，1995年）等专著，以及姜秉正、余思伟、聂德宁、黄国安、邓开颂、汤开建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研究了西方殖民者对澳门的争夺以及葡萄牙人来到澳门后明政府对该地行使主权的状况、该地的贸易状况和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上的地位等；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齐鲁书社， 1987年）一书从交通、宗教与文化三个方面论述明清之际的中西关系， 视野颇广。关于中外关系的其他问题，出版有朱亚非《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济南出版社，1993年）、陈尚胜《开放与闭关--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和《“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专著，以及王裕明、周晓虹、杨杭军、江醒东、陆宇生、张莲英、杜蔚文、郑甫弘、童家洲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或从总体角度研究明代中外关系，或研究中朝、中越、中菲、中缅、中泰、中柬等双边关系，或研究华侨及其发展中外友好的贡献；还出版有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吴丰培《壬辰之役史料汇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谢方整理的明人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和明人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中华书局，1982年），以及余思黎整理的明人罗日褧《咸宾录》（中华书局，1983年）等，辑录和校点了与研究明代中外关系有关的史料。
    文化概貌方面，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散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陈宝良《悄悄散去的幕纱--明代文化历程新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等专著，以及任道斌、王日根、商传、王春瑜等撰写的有关文章，论述了明代文化的分期、主潮、皇权文化与民间学术文化的盛衰消长、商品经济对文化的影响等，多具开拓意义。
    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除各具体门类研究取得长足进步外，开始出现对其总体进行宏观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当与现实生活中重视科技、实行科教兴国的方针有关。关于总体宏观研究，出版有汪前进《中国明代科技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以及戴念祖、解学东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全面论述了明代的科技成就、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明末以后落伍于西方的原因等。关于数学，杜石然等发表了有关论文。关于宋应星及其《天工开物》等著作，出版有潘吉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科学出版社，1981年）、《天工开物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巴蜀书社，1989年）、《宋应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杨维增《天工开物新注研究》（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宋应星思想研究及诗文注释》（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丘亮辉所编《〈天工开物〉研究--纪念宋应星诞辰400周年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以及何兆武、 黄长椿、吴申元、游修龄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这些论著使人们对宋应星的生平、思想有了更详细的了解，对《天工开物》等著作的整理和内容分析也提高到新水平。关于农学，出版有中国农业科学院等《中国农学史》下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等著作。关于地理学，徐霞客及其“游记”的研究进一步加深。除散见于报刊的论文外，出版的论文集有鞠继武《徐霞客研究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江阴市徐霞客研究会《徐霞客研究文选》（1991年自印）等近10种，出版的专著有于希贤《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科学普及出版社，1987年）、唐锡仁和杨文衡《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等十几种。“游记”的版本研究和整理校注都取得了新进展，褚绍唐和吴应寿整理的《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是迄今最完善的点校本，朱惠荣《徐霞客游记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和洪建新《徐霞客游记选注》（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是注释的优秀成果。有关专著以及朱东润、秦子卿、徐兆奎、周宁霞等撰写的论文，论及徐霞客的生卒、故里、宗谱及其“游记”的文学价值、地理学价值、旅游学价值等，出现了多学科结合研究的喜人势头。原来无人问津或研究甚少的王士性及其地理学著作、商人编纂的地理书、郭子章的地名学成就等，也受到重视，有关的成果包括徐建春等《王士性论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周振鹤《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杨正泰校注的《天下水陆路程·天下路程图引·客商一览醒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以及杨森、丁式贤、朱汝略、华林甫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医药学，出版有齐苔《李时珍和〈本草纲目〉》（中华书局，1982年）、中国药学会药学史学会《李时珍研究论文集》（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唐明邦《本草纲目导读》（巴蜀书社，1989年）和《李时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等著作。关于水利工程，出版有彭雨新和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含英《明清治河概论》（水利电力出版社，1986年）、贾征《潘季驯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专著，以及王绍良、汪家伦、洪焕椿、蒋兆成、林金树、张华、蒋祖缘、左书谔、蒋超、王永厚、朱玲玲、封越健、邹逸麟等撰写的有关论文，论述了治黄、治运以及几乎遍及全国的农田水利工程的成就、经验教训等。关于建筑工程，引人注目的是通过实际踏勘，写出了许多关于长城、都城、陵寝等的高水平的论著，搞清了许多疑难史实，剖析了建筑工程中所体现的传统思想。重要成果有华夏子《明长城考实》（档案出版社，1988年）、 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文物出版社， 1989年）、张立辉《山海关长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高凤山和张军武《嘉峪关及明长城》（文物出版社，1989年）、王剑英《明中都》（中华书局，1992年）、杨仕与岳南《风雪定陵--地下玄宫洞开之谜》（新世界出版社，1997年）等专著，及艾冲、冯永谦、罗哲文、许成、陈守忠、王璞子、单士元、阎崇年、雷大受、傅文琪、王明轩、周思源、胡汉生等撰写的有关论文。
    史学、方志学和音韵学方面，在既往研究不多的基础上，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关于史学，发表了葛兆先、吴振清、陈高华、钱茂伟、李小林、姜胜利、牛建强、朱仲玉、陈作荣、赵毅、仓修良等撰写的一系列论文，对明代史学思潮的变迁、史学成就、重要史家等作出空前深入的探讨。关于方志学，出版有骆兆平《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等专著，以及刘纬毅、巴兆祥、黄燕生、王剑英、傅振伦等撰写的论文，分别论述明代方志总体及某一类、某一种或某一地区方志的情况。关于音韵学，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语文出版社，1992年），是关于明清等韵学的第一部专著。
    文学艺术方面，成绩明显地超越以往任何时期。关于文学总体状况，出版有吴志达《明清文学史》（明代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赵景云和何贤锋《中国明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东方出版社，1997年）、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东方出版社，1997年）、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专著。关于文学批评，出版有袁震宇和刘明今《明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关于小说，出版有孙一珍《明代小说简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和《明代小说的艺术流变》（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方正耀《明清人情小说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丘振声《三国演义纵横谈》（漓江出版社，1983年）、吴士余《〈水浒〉艺术探微》（重庆出版社，1985年）、吴圣昔《西游新解》（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朱星《金瓶梅考证》（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等不下数十部专著，蔡国梁《明清小说探幽》（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东风文艺出版社《明清小说论丛》（1984年5月始出第1辑）、《社会科学研究丛刊》编辑部等《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欧阳健等《水浒新议》（重庆出版社，1983年）、李时人《金瓶梅新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等不下数十种论文集和研究专辑。发表论文数千篇，其中着眼于小说与现实的关系、由小说来探索现实等，引人注目者有方志远、徐振贵、黄毓文、吴礼权、胡世凯、姜守鹏、南炳文、贺葵、戴鸿森、陈诏、梁今知、冯天瑜、王平等撰写的有关论文。此外，还出版了朱一玄、刘毓忱、马蹄疾、刘荫柏、侯忠义、王汝梅、周钧韬、方铭、黄霖、张菊玲、谭正璧等辑录的研究资料。关于戏曲，出版有郭英德《明清文人传奇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和《明清传奇综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黄文锡等《汤显祖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徐朔方《汤显祖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等著作。关于散文和诗词，出版有饶龙隼《明代隆庆万历年间文学思想转变研究（诗文部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以及汇编、整理资料的数部著作。关于艺术，除毛佩琦、肖燕翼、单国强、余辉撰写的有关论文外，出版有陈奕纯等《中国明代艺术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戴念祖《朱载埌--明代的科学和艺术巨星》（人民出版社，1986年）、徐建融《明代书画鉴定与艺术市场》（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穆益勤《明代院体浙派史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林木《明清文人画新潮》（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故宫博物院《明代吴门绘画》（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和《吴门画派研究》（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等专著，吉林美术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等还出版了沈周、文徵明、唐寅、陈淳、徐渭、董其昌、黄道周、陈洪绶等画家或书画家的多部传记和年谱等。
    思想方面，最应注意者有两点：一是对其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能够比较充分地肯定其积极的一面，并在其发展演变的解释上突破旧说，提出新看法；二是研究范围扩大，开拓了实学思潮、经济思想、心理思想等新的研究课题。关于思想的总体状况，出版有王健《中国明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关于理学，出版有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侯外庐和邱汉生《宋明理学史》（下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贾顺先《宋明理学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国哲学史学会等《论宋明理学（宋明理学讨论会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著作，以及张岱年、尹协理、冯天瑜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王阳明及其心学，出版有沈善洪等《王阳明哲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张锡勤等《阳明心学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方尔加《王阳明心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杨国荣《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0年）和《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三联书店，1997年）、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年）、张祥浩《王守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专著，以及钱明、夏瑰琦、来可泓、冯契、李德芳、柯兆立、吴雁南、路新生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其他哲学家，出版有李庆元《明代理学大师--薛瑄》（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章沛《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杨天石《泰州学派》（中华书局，1980年）、张建业《李贽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林海权《李贽年谱考略》（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孙官生《姚安知府李贽思想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陈清辉《李卓吾生平及其思想研究》（文津出版社，1993年）、葛荣晋《王廷相生平学术编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与《王廷相和明代气学》（中华书局，1990年）、衷尔钜《吴廷翰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1988年）、姜国柱《吴廷翰哲学思想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郑涵《吕坤年谱》等专著。关于启蒙思想，出版了详论嘉靖至道光启蒙思潮的萧萐父等《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一书，同时也发表过否定明清之际有启蒙思想之说的论文。关于实学思潮，出版了陈鼓应与辛冠洁等《明清实学思潮史》（齐鲁书社，1989年）和《明清实学简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葛荣晋《中国实学思潮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以及张显清、魏宗禹、步近智等撰写的有关论文。关于经济思想，出版有巫宝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明清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等著作，以及吴申元、李普国、赵靖、陈学文等撰写的论述邱浚经济思想及明中叶“奢能致富”思想的论文。关于心理思想，出版有燕国材《明清心理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著作。
    宗教方面，第一次出现了广泛开展研究的局面，出版有何其敏《中国明代宗教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郭朋《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林国平《林兆恩与三一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专著，以及陈高华、李尚英、曾召南、杨立志、李建军、黄山、南炳文、赵世瑜、陈兵、肖雨、王静、李济贤、宋军等撰写的有关论文，不仅论述了佛、道、民间宗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的状况，而且探讨了明朝的宗教政策、寺观经济、寺庙文化和庙会功能等，多有填补空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