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足立启二《中国近代化的世界史位置》（工藤敬一编《东亚的文化构造》，九大出版会），试图对具有传统社会构造的近代化中国的统合过程作出说明。吉泽诚一郎《清末剪辫论的一个考察》（《东洋史研究》56－2），考察了被视为政治、社会秩序问题的剪辫论的谱系，指出剪辫发并非一定是反对清朝的象征。曾田三郎《清末近代国家的形成与杨度》（收入曾田三郎编《中国近代化过程的指导者》，东方书店），根据杨度在宪政馆的任职情形，指出其政治改革论中关于官制改革的主张经历了从国会速开论到责任内阁制的变化。楠濑正明《清末立宪改革与梁启超》（收入曾田三郎编《中国近代化过程的指导者》），认为梁启超作为主张国会速开论的理论指导者，逐渐与清朝的立宪化政策相背离，并走上了一条与杨度不同的道路。中村聪《清末保守政党的萌芽》（《东洋研究》，大东文化大123），着眼于从勉学会到保国会的变化，揭示了清末保守势力抬头的情形。藤谷浩悦《关于1910年长沙粮食骚乱电文的考察》（《纪要》，东京女学馆短大19），以粮食骚乱这一事件为中心，考述了台湾、日本、英国有关的外交文书。蒲池典子《清末华北地区乡保的敲诈勒索》（《近代中国研究汇报》19），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顺天府全宗”的记载，介绍了七个有关事例，揭示了最基层的地方行政的具体情形。
    社会经济 吉泽诚一郎《清末天津的“捐”与城市管理》（《社会经济史学》63－4），揭示了“捐”是管理、控制城市各行各业的保证。同一作者《火会与天津教案（1870年）》（《历史学研究》698），认为教案是由天主教教会与“义拳”之间的竞争、对立关系引发的，而由志愿者组成的消防组织火会则是“义拳”的一部分。小滨正子《近代中国的民间社团与“公众领域”》（《现代中国》7），介绍了上海救火联合会的大致情形，但在“公众领域”这一翻译用语上，似仍需慎重考虑。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编《上海人物史》（东方书店），是生动描绘活动在都市社会各个层面的诸种势力人物的佳作。酒井忠夫《中国帮会史的研究：青帮篇》，则是揭示民间宗教、漕运、青帮情形及其相互关系的一部颇有意味的著述。刘世龙《清末农工商部的产业振兴政策》（《史学研究》218），将农工商部与其前身商部作了比较，论证了其产业政策所起的指导和推进的作用。
    中外关系 佐藤元英编著《英国外交部有关日本·中国关系文书目录》全三卷，该书不仅包括外交史，还涉及到其他有关领域，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廖赤阳《在日华商的社会组织与商业网络》（《纪要》，东大·东文研214），以长崎福建会馆为例，对1860年以来大约百年间商业网络的实际情形及其变化作了探讨。安藤久美子《辛亥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在近代》32），从连续性的视角出发，追溯了清末民初海关接收运动的过程。冢濑进《日本商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存在形态》（《纪要》，〈中央大·文〉史学42），论述了日本商人在东北地区活动的不同情形以及与华商的关系。江夏由树《以土地利权为中心的中国·日本的官民关系》（《亚洲经济》38－1），通过奉天近郊皇产转让的事例，揭示出20世纪上半叶新的地主阶层出现的某种动向。中村义《长沙通商前后与日本人》（《史潮》新41），追溯了湖南省鸟居龙藏等人的足迹。曾四三郎《日本政治视察与清末省级行政组织的改组》（《广岛东洋史学报》2），分析了省级行政组织改组方案的内容，以及日本政治使节团对此的影响。高兰《甲午战后日本对清代中国经济进出口的设想》（《日本历史》593），探讨了伊藤博文对中国基本政策中确保南方地区经济权益的设想最终终结的原因。汪婉《清末各省提学使对日本教育的视察》（《中国研究月报》587）和《新政时期中国官绅对日本教育的视察与日本一方的对策》（《中国－社会与文化》32）均利用档案，叙述了光绪新政时期中国官绅视察日本教育的实际情形。又《直隶省的教育改革与官绅对日本的出访经》）《历史学杂志》106－3），揭示了官绅视察日本教育之事对教育改革先行地区直隶省的影响。
    人物与思想 《中国近代化过程的指导者》和《上海人物史》，是专门研究人物的专著。此外，铃木智夫《清朝的遣美教育使节团与在日在美华人》（《人间文化》12，爱知大），依据祁兆熙的《游美洲日记》，叙述了有关情形。中村哲夫《梁启超与吴锦堂》（《纪要》，神户学院大·人文15），考察了宁波商人阪神财阀吴锦堂致梁启超的书信。俞辛焯《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方法论》（《中国21》2），提出应采取综合的分析研究的方法，以更全面地理解孙中山。陶德民《西村天囚与刘坤一》（《纪要》，关西大·中国文学会18），考述了努力促进清末教育改革的朝日新闻主笔西村天囚的活动。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与中国近代化运动》（绪形康译，《中国21》准备创刊号），认为清末的革命运动和改良运动都继承发展了“中华元典”精神。
    说明：本文编译自日本《史学杂志》第106编第5号《1996年的历史学界：回顾与展望》和第107编第5号《1997年的历史学界：回顾与展望》。其中，1996年的《明·清》部分由党武彦撰写，1997年的《明·清》部分由古市大辅撰写；1996年的《近代》部分由小濑一撰写，1997年的《近代》部分由贵志俊彦撰写。考虑到清史研究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因分别从中摘译出有关清史的内容，仍分为《清代》与《近代》两部分，以存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