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
    近年来，近代史研究领域“亚洲论”的泛滥，如实地显示出这是时代的产物这一事实。 岸本美绪在《来自亚洲的思考》（东大出版会， 1993-1994年）一书的书评中指出，所谓“来自亚洲的思考”，试图从亚洲自身政治立场的角度来进行自觉的讨论，这无疑是必要的，但“亚洲”这一框架本身，却是毫无意义的（《来自亚洲的诸视角》，《历史学研究》676）。对此，古田和子在迄今清理亚洲交易圈论的过程中， 提出有必要禁止使用“亚洲论”这一概念，并摆脱地域名称的限制，使用诸如网络这样的概念来设定课题（卫藤沈吉先生古稀纪念论文集编集委员会编《二十世纪亚洲的国际关系6》， 《国际体系的理论与实际》，原书房）。笔者认为，与近代以来反复出现的“亚洲论”相对，依靠国家权力而被“边境化”的台、港、冲绳的现实所提出的“亚洲”在近代的理想状态这一问题，有必要立足于现实来进行历史的考察。
    现在，无论从任何方面来看，历来得到肯定的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建设这一主题正在日益相对化。坂元ひろ子《中国民族主义的神话》（《思想》849），认为由于列强的侵略， 中国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接受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民族主义的高涨助长了人种差别，这表明了“神圣”的民族主义所具有的社会思想性。松本彰《“国民国家”的观念与现实》（《历史学研究》678）， 从国史思想体系批判、社会等多种视角出发，提出了有必要对国民国家的概念作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以下，谨对本年度研究成果作分类介绍。
    地域社会 如今，在使用地域这一概念时，并不仅仅指实地调查的有效性。特别是华南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民间社会原有秩序的动向，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都通宪三郎《福建省南部农村地区的普度仪礼》（《佛教经济研究》24），介绍了对晋江县祖先祭祀仪礼的调查情形，并揭示出仪礼轮流进行这一事实与该地区商品流通的关系。志贺市子《香港“道坛”的社会功能及其变迁》（《东亚地域研究》2），以“青松观”这一道教结社的“道坛”组织为例， 阐明了其社会功能与变迁。作者认为，“道坛”是对二十世纪香港、广东地区急遽的社会变化富有弹性的适应的结果。当前，在华南地区研究这一领域，对实地调查所获民间资料的收集、研究队伍的组织等项正在积极进行。其中，宗族与商业活动的关系以及与东南亚的历史性联系等论题正在展开，帆刈浩之《华南研究的新动向》（《近代中国研究汇报》17），即反映了这一研究情形。
    关于华侨、华人史研究，藤村是清《劳动移民回流的社会条件》（富冈倍雄、中村平八编《近代世界的历史面貌》，世界书院）和《中国南部四港出入境人数的变化（1855-1939年）》（《研究论集》，神奈川大·院·经，24）二文，分析了厦门、汕头、琼州、香港四处“华侨港”移民出入境人数长期的动态情形，前者还特别指出了归国人数长期以来稳定增加这一特征，并据此否定了历来认为华侨是“来自逆境的被动的流亡者”这一说法。石田浩《福建侨乡的乡村建设与经济开发》（《经济论集》，关西大，44-6）， 考察了福建省晋江市的华侨援助及其意义。山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史研究》（智慧书房），运用华侨贸易商的帐簿史料，阐述了其内部经营的实际状况，为今后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此外，斯波义信《华侨》（岩波新书），描述了华侨商业活动的历史变迁。可儿弘明、游仲勋编《华侨·华人》（东方书店），则着重阐明了其移民动力及其适应性。
    关于宗族，伊源弘介、余一飞、王小丁《探访浙江地方旧中国的宗族聚居家宅（一）》（《研究报告》，〈静冈大·教养〉，人文·社会科学30-2）， 分析了孙氏家族聚居的浙江省富阳县龙门古镇的古建筑以及该镇状况，并据此说明了宗族的构造及其发展、古镇经济等问题。西川正夫《四川省广安县备忘录》（《论集》，〈金泽大·文〉，史学科15），运用族谱资料，考察了清末民初其乡族蒲氏的状况。
    关于东北、华北地区，江夏由树《中国历史上异民族的支配问题》（《一桥论丛》114-4），论述了旧奉天省大地主张氏的历史，并探讨了其与汉军旗人的作用、官庄土地的民间买卖等问题的关系。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问题》（《史学杂志》104-1），批评了那种否定义和团与白莲教的关系，而从同一时期的民间文化来寻求义和团起源的作法，并根据历史上白莲教的实际状况，指出其与义和团的关系是不可忽视的。小田则子《清代华北农村的青苗会》（《史林》78-1）， 利用“顺天府档案”，揭示了青苗会系任意参加的团体这一特征，从而为理解近代以来“村”的形态提供了参考价值。蒲地典子《清季华北“乡保”的任免》（《近代中国研究汇报》17），介绍了担负督催租税和维持治安职责的乡保的有关选任文书，作者认为，在地域社会的握有实权者与国家权力之间作为缓冲装置运行而被选出的这一指定机构中，缺乏对国家控制力和地域社会的责任感。
    关于上海史的研究，高桥孝助、古厩忠夫编《上海史》（东方书店），概略介绍了上海的历史。《横滨与上海》编集委员会编《横滨与上海》（横滨开港资料普及协会），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对两个城市的发展史作了比较研究。《国际城市上海》（《产研丛书1》， 大阪产大·产业研），则主要考察了上海的日本人社会情形。
    经济 关于贸易，冈本隆司《广东洋行考》（《东洋史研究》54-2），利用新的史料考察了广东洋行的变迁， 并揭示出清末以来洋关与常关并存的渊源状况。贵志俊彦《清末直隶省的贸易结构与经济政策》（《纪要》，岛根县立国际短大，2）， 论述了天津贸易结构的变化与袁世凯通货政策的关系。
    关于财政，山本进《清末山西的差徭改革》（《东洋史研究报告》，名大，19），着眼于山西省的差徭改革与他省财政集权化动向的关系，认为当地商业化的迟缓导致了其财政自立的困难。山本时进另文《清代后期江浙的财政改革与善堂》（《史学杂志》104-2），指出19世纪江浙地区十分普及的善堂并非是慈善团体，而是以防止书役需索为主要目的的财团，由于这种需索是随着国家财政困窘出现的，所以善堂救济的对象并非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穷人，而是被书役巧取豪夺的有产者。目黑克彦《光绪十六年国产鸦片的课税问题及其各省对策》（《研究报告》，〈爱知教大〉，社会科学44），考察了国产鸦片合法化的议论以及各省的实际状况和对策，认为禁令事实上已经有名无实。目黑克彦另文《国产鸦片课税的应有状态与实际情形》（《东洋史论集》，东北大，6），追溯了光绪年间对鸦片的生产、 贩卖正式课税并纳入国家财政收入组成部分的情形，并考察了江苏省徐州府鸦片流通与课税、厘金征收的实际状况。饭岛涉《近代中国的通讯网络》（中村义编《新东亚概貌的研究》，三省堂），简要论述了近代中国邮政事业的开展，并强调了海关所起的作用。久保亨《中国内陆地域的企业经营史研究1 》（村山研一《内陆地域文化的人文科学研究2》， 〈信州大·人文学部特定研究最终报告书〉），探讨了四川省轮船公司民生公司的经营史。
    此外，从生态学的视角来进行研究的，有上田信《清代中国的灾害与人口》（速水融、町田洋编《人口·疾疫·灾害》，《文明与环境讲座7》，朝仓书店）。该文指出，由于华南的太平天国、华北的捻军、 西部的回民叛乱所带来的人口减少造成了人口空间构成的急遽变化，特别是江南地区，经战乱之后，人口指数低迷。作者认为，荒年青黄不接时期的粮食供应能力规定了某一地域的人口规模，根据族谱等资料对每月死亡人数所作的动态分析来看，19世纪中叶以前支撑高密度人口的社会结构经战乱之后已然崩溃，人类的生态状况再次回到17世纪的慢性饥饿状态，并且持续了相当长时间。
    政治 关于地方政治，田中比吕志《清末民初的地方政治结构及其变化》（《史学杂志》104-3），分析了江苏省宝山县地方精英的活动，认为他们试图依靠地方议会和行政机构的设置来实现地方自治。王翔《辛亥革命前后江南城镇的经济、政治动态》（《在近代》27），介绍了吴江县盛泽镇丝织手工业的近代化以及地方自治的活动。
    关于辛亥革命， 深町英夫《中国革命运动的起源》（《在近代》27），围绕兴中会成立的问题考察了夏威夷岛和广东的社会状况。藤井深山《孙文与日本及其东亚》（《新东亚概貌的研究》），精心描述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久保田文次《世界史上的辛亥革命》（《新东亚概貌的研究》），重新考察了辛亥革命的“革命”意义。
    关于法制和法律，林学忠《甲午战争后中国对国际法的接受过程》（《东亚地域研究》2）， 考察了清末有关国际法译著的出版状况以及时人对国际法的认识。松田惠子《清末礼法争议小考（一）（二）》（《法学论丛》137-2、5），论述了西欧近代法典的传入， 特别是刑法典编纂之际“法理派”（积极派）和“礼教派”（反对派）之间的争议（即“礼法之争”）。喜多三佳《关于沈家本“融会中西”的一个疑问》（《研究纪要》，〈鸣门教大〉，人文·社会科学10），重新研究了清末法学家沈家本的有关问题。
    中外关系 19世纪下半叶，东亚日益被卷入世界历史的潮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茂木敏夫《清末的“中华文化圈”与日本》（《中国--社会与文化》10），指出在与近代世界的对峙中，清朝政府仍依据以往的德治传统，欲将已经开放的周边地域纳入其封闭体系，并进行重新组合。但甲午战争后，清朝支配周边地域的根据作了180度的大转换， 开始寻求西欧近代国家的模式。小原晃《甲午战争之后的中朝关系》（《史潮》新37），探讨了在朝鲜的中国人的活动和总领事馆派遣等问题，认为下关条约之后，中国对朝鲜传统的朝贡模式尚无太大变化。金凤珍《东亚三国的“开国”与万国公约的接受》（《纪要》，北九州大·外国语，84），对日本、清代中国、朝鲜三国“开国”的性质以及接受万国公约的情形作了比较研究。作者分别强调了三个国家主体性的不同方面，但三国“近代化”的差异究竟起因如何，仍然是一个难题。本野英一《对英红茶输出贸易的衰落与中国商人“团结力”的界限》（《东洋学报》77-1、2），分析了福州在华外国商人与中国商人的贸易论争。加藤祐三编著《近代日本与东亚》（筑摩书房），则多方面论述了近代东亚的有关问题。
    关于琉球问题，西里喜行《清代光绪年间“琉球难民”的飘泊事件》（冲绳县立图书馆史料编集室编《第二次琉球·中国关系史专题论文集》），介绍了救助、送还琉球难民的组织，并考察了清代琉球难民的贸易活动及其有关情况。西里喜行另文《琉球问题与清代报刊资料（资料编7）》（《纪要》，琉球大·教育，47）， 介绍了有关琉球问题的报刊资料。
    中日关系 近年来，在中日关系这一研究领域，较之国家之间的关系，学者更为重视民间的交流，或者说个人和文化方面的交流。中村义《“支那”浪人备忘录》（《新东亚概貌的研究》），首先涉及到了早期“亚细亚论”的鼓吹者大陆浪人的有关问题。笕久子《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中国文学报》50），揭示出黄遵宪与日本官僚文人的交往，为其《日本国志》等有关研究日本的著作提供了高质量的背景。松本武彦《神户中日协会的建立》（近代日本研究会编《年报·近代日本研究17》，《政府与民间》，山川出版社），考察了神户建立的中日实业家联合组织的活动及其意义。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大庭脩、王晓秋编《中日文化交流史丛书1》，《历史》， 大修馆书店），则多方面揭示了中日文化交流的轨迹。
    关于教育方面，肖朗《关于清末中国教育改革论的考察》（《纪要》，名大·教育，42-1）， 探讨了黄遵宪根据“日本模式”提出的以教育普及、国语改革、实额教育为支柱的教育改革论。孙安石《清末取缔留学生规则事件的真相》（《中国研究月报》49-3）， 重新探究了与出洋考察五大臣以及上海、韩国有关连的取缔事件，揭示出这一事件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中村聪《横滨大同学校的初期教育课程》（《东洋文化》，无穷会，309），介绍了横滨华侨学校初期的历史。
    关于日本人的中国观，藤田佳久《〈清国通商综览〉及其所描绘的清末中国的地域面貌》（《纪要》，爱知大·国际问题研，103）， 考察了日清贸易研究所编纂，1892年刊行的《清国通商综览》的内容。大谷正《新闻记者眼中的甲午战争》（《人文科学年报》，专修大，25），分析了从军记者铃木南洋和池边三山的新闻报道，揭示出这一历史事件是如何被情报化的有关情形。李梁《清末民初政治与社会的的一个侧面》（《文经论丛》，弘前大·人文，30-3）， 分析了内藤湖南和服部宗之吉的著作，探究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学术研究的关系。川岛真《“支那”、“支那国”、“支那共和国”》（《中国研究月报》49-9 ），从正式国名、略式国名、地理国名三个侧面探讨了日本外务省对中国的称呼。
    关于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戴国辉《土卫十--具有两种面貌的台湾》（《历史学研究》676）， 指出日本人对台湾的历史认识是十分浅薄的。陈培丰《近代日本的国体观念和台湾的殖民统治》（《中国研究月报》49-9）， 论述了上田万年主张强制推行“国语”，以使异民族统治合理化的国语观。やまだあつし《日本殖民统治初期台湾的米谷业》（《现代中国》69），指出台湾的米谷输出经历了从中国转向日本的变化，并且外地商人衰落，台湾本土地主的米谷交易则发展起来。洪诗鸿《对日本殖民地时期台湾人产业资本的考察》（《经济论丛》，京大，155-2），着眼于台湾人中小零散资本的动向，指出其利用原有的土地关系、人际关系、民间金融等有利条件，得到了切实的发展。此外，広濑顺皓《台湾总督府文书概要与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的活动》（《亚洲资料通报》33-6），则介绍了对有关史料的调查情况。
    思想·教育 关于近代中国知识界的思考，佐藤慎一《进化与文明》（《东洋文化》，东大·东文研，75），考察了20世纪初叶中国知识界的多种东西文明比较观。李恩民《清末中国的科学认识及其实践》（《史潮》新37），将甲午战争后10年间“启蒙”科学观的诞生及其实践置于变法运动的过程中，介绍了当时科学知识的普及活动。戴禾《福泽谕吉与梁启超人类观的比较》（《国际研究论集》，八千代国际大， 8-2），认为二者都能看到佛教无的思想，但体系却完全不同。
    关于教育， 小林善文 《中国近代的中学教育》（《神女大史学》12）和《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女子教育》（《纪要》，神户女大·文，28-1），分别论述了近代中国中学教育和女子教育的有关问题， 是填补研究空白的力作。
    此外，溝口雄三、伊东贵之、村田雄二郎合著《由此出发的世界史4》，《中国概观》（平凡社）， 通俗易懂地叙述了儒学社会的变化，中国革命史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竹内弘行《中国儒学近代化论》（研文出版）亦已出版。
    说明：本文编译自日本《史学杂志》第105编第5号《1995年的历史学界--回顾与展望》。其中中国的明清部分和近代部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系由亲宫学和帆刈浩之分别撰写。考虑到清史研究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因而分别从中摘译出有关清史的内容，仍分为“清”与“近代”两部分，以存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