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李俨的《明代算学书志》（《图书馆学季刊》1卷4期，1926年）等论文对数学成就研究作出了贡献。1929 年陶湘重印《天工开物》，其上载有丁文江《奉新宋长庚先生传》和《重印天工开物卷跋》，这使宋应星及《天工开物》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丁文江还整理出版了新版《徐霞客游记》（商务印书馆，1928年），开始了以现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徐霞客及其游记的新阶段。1941年浙江大学举办的徐霞客先生逝世300 周年纪念会所辑成的论文集《地理学家徐霞客》（商务印书馆，1948年），就收进了反映这一进展的多篇论文。王庸的《明代舆图汇考（总图之部）》（《图书季刊》3卷1、2期，1936 年）等论文，在地理图籍研究上多有收获。秦佩珩《明代水利之研究》（燕京《经济学报》2期，1941年）、 张广仁《潘季驯治黄河主张之分析与讨论》（《清华周刊》45卷3期，1936年）等论文， 研究了水利工程的实践和理论。单士元等《明代建筑大事年表》（京城书局，1937年）、朱偰《北京宫阙图说》（商务印书馆，1938年）和《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李漱芳《明代边墙沿革考略》（《禹贡》5卷1期，1936年）等论著，探讨了建筑工程的成就。
    文学艺术方面，宋佩韦《明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钱基博《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郭绍虞《明代文学批评的特征》（《新语》5期，1945年）等论著， 从宏观角度探讨了文学成就和文学理论。其中郑著提出中国近代文学史始于嘉靖时期，并将明代俗文学的许多内容第一次写进以文学史命名的书中，见识卓越，影响甚大。郑振铎、胡适、俞平伯、萨孟武、吴晗、柳存仁、孙楷第等发表的论著，专论小说成就，有的考证精深，有的在考证的同时，触及了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的真相。卢前的《明清戏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以及赵万里、赵景深等发表的论著，以赞赏的态度论列了戏曲的成绩。此外，梁乙真《元明散曲小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杨静盦《唐寅年谱》（商务印书馆，1947年）以及郑振铎、傅芸子、向达、杨荫浏、傅惜华等发表的论著，研究了民歌、说唱及宝卷文学、散曲、诗作、散文、舞蹈、音乐和美术等领域的成就。
    思想方面，有陈安仁《明代学术思想》（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容肇祖《明代思想史》（开明书店，1941年）及梁启超、冯友兰、钱穆、刘节等发表的论著，从宏观角度进行了研究。余重耀《阳明先生传纂》（上海中华书局，1923年）、钱穆《王守仁》（商务印书馆，1930年）、《王阳明年谱》（《力行要览》编辑社编印）、梁启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北平晨报副刊》1926年12月及1927年1、2月）等论著，探讨了王阳明的身世及其提出的“良知”、“知行合一”等概念。不公仇（刘师培）《李卓吾先生学说》（《天义报》2期，1907年）、 黄云眉《李卓吾事实辨正》（《金陵学报》2卷1期，1932年）、容肇祖《李卓吾评传》（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论著，介绍李贽的生平，反驳以前对之否定的流行观点，赞扬其挑战传统观念的精神。此外，除了对陈献章、罗洪先、吕坤的思想也有探讨外，更重要的是出版了嵇文甫《左派王学》（开明书店，1934年）和《晚明思想史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侯外庐《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卷（重庆三友书店，1944年）、吴泽《儒教叛徒李卓吾》（华夏书店，1949年）等尝试应用唯物史观探讨明代思想史的论著，或明确指出思想家的阶级属性，或把十六七世纪认定为中国启蒙思想开始的“天崩地解”的时代，使人耳目一新。
    图书事业方面，有顾廷龙等《明代版本图录》（开明书店，1944年）、袁同礼《明代私家藏书概略》（《图书馆学季刊》2卷1期，1927年）和《皇史宬记》（《图书馆学季刊》2卷3期，1928年）、汪訚《明清蟫林辑传》（中华图书馆协会，1932年）、郭伯恭《永乐大典考》（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等，分别论列了图书出版、公私藏书、图书整理及目录学方面的成绩。
    人物方面，除前文提及者外，影响较大的专著有吴晗关于朱元璋的几本传记（胜利出版社，1944年版《明太祖》、在创出版社1944年版《由僧钵到皇权》、上海三联书店1949年版《朱元璋传》）、陈翊林《张居正评传》（中华书局，1934年）、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开明书店，1945年）等。吴书资料欠丰，但思想内容有一定深度；陈书发挥了清末梁启超等人以来肯定张居正为大政治家的观点，与旧史书的评价大不相同；朱书采用了新的传记文学体裁，准确而生动。
    综合性断代史撰写方面，尚未出现专门著作，但出现了柳诒徵《历代史略》（中新书局，1905年）等多部用章节体撰写的中国通史，其中包括对明代部分的综合论述。更引人注目的是出版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新华出版社，1942年）和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大连光华书店，1948年）等用唯物史观作指导而写出的包括明代部分的中国通史著作。其中吕书较早地明确论及明代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史识非前人可比。
    史料史籍的整理介绍方面，罗振玉、陈寅恪、傅斯年等对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整理介绍，被看做民国初史学界的一次史料大发现，印行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三编（商务印书馆甲、乙、丙编，1930-1931、1936年）及罗福颐编《明季史料零拾》（旅顺库籍整理处，1934年）等。李晋华、王崇武等人自30年代开始对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明实录”进行校勘。此外，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燕京大学图书馆，1932年）和《明史纂修考》（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北平图书馆，1932年）和《清开国史料考》（北平图书馆，1931年）等，都是介绍有关史籍的重要著作。
    工具书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田继综《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哈佛燕京学社，1935年）一书，收罗甚广，价值颇高。
    总观这一时期近50年的明史研究成绩，可以说反映了其所处时代的面貌，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是明史研究进入现代化阶段的重要时期。不过，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研究，因处于初始阶段，所占比重不大，多有肤浅甚至错误之处；对明史各个领域的研究，还皆属于起步阶段，远远谈不上深入。这些说明，这一时期的明史研究，有待继续开拓和发展。
    二、唯物史观的指引和“文革”的破坏
    在新中国建立后历时17年的初期阶段，史学工作者将唯物史观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出现了重点讨论历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民族关系等5 个问题的现象，这不能不使此时的明史研究深受影响。从总体上看，这时明史研究已基本上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进行，在政治、军事、经济与社会、国内民族、海外贸易、中外关系、自然科学与技术、文学艺术、思想、图书事业、人物、综合性的断代史撰写、史料史籍整理介绍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政治方面，出版了丁易《明代特务政治》（中外出版社，1950年。此书实际写于40年代后期）及陈鸣钟、吴晗、傅衣凌等撰写的有关论著，对中央集权、特务政治、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等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关于农民起义，尤其是明末农民起义的研究，成为极为突出的一大热点：赖家度《明代郧阳农民起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穆烜《刘六刘七大起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57年）以及赵俪生、李光璧等发表的论著，对明初至天启年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的背景、经过、作用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郑天挺等编辑的《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开明书店，1952年）对清内阁大库档案中的明末农民起义资料作了系统整理；洪焕椿《明末农民战争史略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年）以及方福仁、孙祚民、谢国桢、李文治、傅玉璋、王守义、刘重日、曹贵林、孙次舟、陈登原等发表的论著，从不同的角度对明末农民起义作了大量研究，或研究总体状况，或研究李自成、张献忠及其领导的农民军，或研究明末起义军所建政权的性质，以及李岩等知识分子在起义军中的作用等理论问题。上述关于农民起义的研究，具有极为明显的特点：即一改以往研究中大量存在的对起义军攻击诬蔑的做法，无不采取肯定、赞扬的立场；另外，不同意见的交锋也非常热烈，这在关于明末农民起义的研究中尤其突出，诸如荥阳大会是否存在、李自成起义军均田口号的含义、大顺政权的性质等史实和理论问题，都有不同的观点发表。
    军事方面， 最引人注目的是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 1965年）的出版。它探讨了明代军屯的制度、作用和生产关系等，内容丰富，是难得的力作。
    经济与社会方面，建国后初期形成了一个极为突出的热点，即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此外，对于明代经济全貌、农业生产状况、土地制度、赋役制度、手工业状况、城镇经济、社会各阶级、社党等问题，也都作了程度不同的探讨。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实际上不单是明史研究范围内的事情，而是整个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课题。建国前这一研究已经开始，建国后研究更加热烈，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先后发表的讨论文章达200多篇， 辑录的论文集有尚钺《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三联书店，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下册（三联书店，1957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三联书店，1960年）等数种。学者们所发表的意见五花八门，但逐渐形成多数学者主张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明代的局面。就明史研究而言，这场讨论加深了学术界对明代各经济部门的生产关系以及明代阶级结构、社会性质的认识。
    关于明代经济全貌、农业生产状况、土地制度、赋役制度、手工业状况、城镇经济等，有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孔经纬《中国经济史略（明清至抗战前）》（吉林人民出版社，1958年）、伍丹戈《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秦佩珩《明代经济史述论丛初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吴晗《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 赖家度《明清两朝土地占有关系及其赋税制度的演变》（《历史教学》1955年第9期）、王毓铨《明代的王府庄田》（《历史论丛》1964年第1辑）、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中华书局，1961年）、田继周《明代后期一条鞭法的研究》（《历史研究》1956年第3期）、 李光璧《明代手工业的发展》（《历史教学》1954年第7期）、 傅振伦《明代瓷器工艺》（朝花美术出版社，1955年）、陈诗启《明代官手工业的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等。他们多是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写出的， 发展了过去的研究，有的还具有开拓意义。
    关于社会各阶级和社党，出版了李棪《东林党籍考》（人民出版社，1957年）以及李文治、杨尚奎、魏金玉、欧阳凡修、李洵、陈鸣钟、左云鹏等撰写的有关论著，分析了明代地主、佃农、雇工人等的状况，研究了东林党人的组成、政治主张、阶级属性等。
    国内民族方面，第一次出现了以各民族平等原则为指导的大规模研究活动。在有关部门的具体领导下，开展了对全国各少数民族的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并于1964年铅印了内部传阅的各族简史修改稿或征求意见稿，其中叙述了所记少数族在明代的历史状况，是宝贵的研究成果。此外，这一时期还就明代国内民族发表了许多论著。关于明代女真和满族， 发表的专书和论文有莫东寅《满族史论丛》（人民出版社， 1958年）、王虹《江阴人民的抗清斗争》（四联出版社，1954年）、李天佑《明末江阴、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林振镛《张煌言抗清十九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57年）、郭影秋《李定国纪年》（中华书局，1960年）以及郑天挺、王钟翰、李燕光、张维华、商鸿逵等撰写的有关论文等。他们论述了女真人的分布、与内地的经济关系、努尔哈赤的历史贡献、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以及满族建国后与内地的矛盾冲突。其中对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争论激烈；对满族建国后与内地的矛盾冲突，虽大体上与以前一样皆否定满族一方而肯定内地的抵抗活动，将内地的抵抗活动当成宣传爱国主义的资料，但对内地阵营开始以阶级观点加以分析，强调农民起义军在抗清中的作用，与以往的研究有别。关于蒙古族，发表有赖家度等《明朝对瓦剌的战争》（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及《于谦和北京》（北京出版社，1961年）等论著，论述了蒙古族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状况，以及与明朝的和战关系、经济交流情况，对15世纪中叶明朝抵御瓦剌来犯的活动给予赞颂。关于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发表有牙含章《达赖喇嘛传》（最初编写于1952-1953年，印数不多，三联书店1963年重印）、胡庆钧《明代水西彝族的奴隶制度》（《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谢华《湘西土司辑略》（中华书局，1959年）、江应樑《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等论著，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皆大大超过既往。
    中外关系方面，有周一良《明代援朝抗倭战争》（中华书局，1962年）等，其中将万历年间援朝抗倭战争当做研究中朝友好关系的重要用力之处，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缘故。此外，其时还重视海外贸易、郑和下西洋、倭寇、耶稣会士来华等旧课题的研究，以及对中外交往史籍的整理。关于海外贸易等旧课题的重要论著有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朱偰《郑和》（三联书店，1956年）、李光璧《明代御倭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谢承仁等《戚继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及陈牧野、朱谦之、乌恩溥等发表的有关论文。他们论及了资本主义萌芽与明代私人海外贸易的关系，开始注意倭寇问题与商业资本及资本主义萌芽的联系，反映了研究的新角度。而对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则因受到现实政治生活的影响，除朱谦之等少数学者外，多抱强调消极作用以至基本否定的态度。关于中外交往史籍的整理，主要是中华书局出版了向达整理的巩珍《西洋番国志》（1961年）、《郑和航海图》（1961年）、《两种海道针经》（1961年）等。
    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研究方法和观点达到了新高度，多数学者注意将其成就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等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有的还注意运用实地调查的方法。眼界也相当开阔，研究的领域涉及数学、化学、宋应星及《天工开物》、农学、徐霞客及其“游记”、地理图籍、医药学、水利工程、建筑工程等。重要论著有张资珙《关于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历史研究》1956年第11期）、 陈恒力《补农书研究》（中华书局， 1958年）、侯仁之《徐霞客》（中华书局，1961年）、张慧剑《李时珍》（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方楫《明代治河和通漕的关系》（《历史教学》1957年第9期）、 长陵发掘委员会定陵工作队《定陵试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考古》1959年第7期）、罗哲文《万里长城（居庸关八达岭）》（文物出版社，1957年）、张仲一等《徽州明代住宅》（建筑工程出版社，1957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