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王阳明（守仁）开始在京师讲学，倡言“先立必为圣人之志”；武宗正德五年（1510），经历了“龙场悟道”的阳明重返中原，与湛若水、黄绾会于北京大兴隆寺，相与讲学，门人渐多；至正德（1506-1520）、嘉靖（1522-1566）间，王学遂为显学。阳明的气节、事功、文章，也被推为有明第一人。（注：清人朱彝尊称：“阳明于功烈、气节、文章，皆居第一，时多讲学一事，为众口所訾。”见上海古籍版（下同）《王阳明全集》卷三三所录日本《阳明学报》第一五七号载蓬景轩编《姚江杂纂》。）今人研究阳明学说者多，而于阳明生平，却颇为忽视，故不少史事仍似是而非，或以讹传讹。仅列数端：阳明与权珰刘瑾抗争事、阳明与宁王宸濠结交即“通濠”事、阳明“惧内”事，略加分析，或辨明，或存疑，以求其实。
    一、关于阳明与刘瑾的抗争
    阳明的气节，首先表现在与权珰刘瑾的抗争上。
    黄绾《阳明先生行状》云：
    正德改元，宦官刘瑾窃国柄、作威福，差官校至南京，拿给事中戴铣等下狱。公上疏乞宥之。瑾怒，矫诏廷杖五十，毙而复苏，谪贵州龙场驿驿丞。瑾怒未释。公行至钱塘。度或不免，乃托为投江，潜入武夷山中。决意远遁。……庚午，升庐陵知县。[1]（《世德纪》）
    黄绾既是阳明生前好友，又是阳明入室弟子，他所作《行状》，乃阳明去世后的第一篇权威性传记。（注：据湛若水所说，这篇《行状》完成于阳明去世后的第五年。）在上面这段文字中，黄绾叙述了阳明与刘瑾抗争的基本情节：一、上疏乞宥言官；二、由此被廷杖五十、毙而复苏，谪龙场驿丞；三、恐刘瑾加害。托为投江；四、庚午即正德五年升庐陵知县。
    王门高第钱德洪、王畿所编《阳明年谱》，是全面记载阳明生平事迹的又一权威性文献。其于阳明与刘瑾抗争事作了如下叙述：
    （正德元年二月）是时武宗初政，奄瑾窃柄。南京科道戴铣、薄彦徽等以谏忤旨，逮系诏狱。先生首抗疏救之。……疏入，亦下诏狱。已而廷杖四十，既绝复苏。寻谪贵州龙场驿驿丞。……（二年）先生至钱塘，瑾遣人随侦。先生度不免，乃托言投江以脱之。……先生（五年）三月至庐陵。[2]
    与《行状》相比较，《年谱》扩充了阳明疏救言官的情节，将“上疏乞宥”改为“首抗疏救之”，但将廷杖数由五十减为四十；又增加了刘瑾派人跟踪的内容，使阳明托言投江有了前提。
    黄宗羲《明儒学案》则记：
    逆瑾矫旨逮南京科道官。先生抗疏救之，下诏狱，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丞。瑾遣人迹而加害，先生托投水脱去，得至龙场。瑾诛，知庐陵县。[3]
    《明儒学案》的这段文字依据《行状》和《年谱》而成，但作了两处重大处理：一、刘瑾不仅派人跟踪，而且准备“加害”，故阳明伪装投水是追不得已而为之。二、阳明得由龙场驿丞知庐陵县，是因为刘瑾伏诛。
    关于这段史事的最后定论是由《明史》作出的：
    正德元年冬，刘瑾逮南京给事中、御吏戴铣等二十余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丞。……瑾诛，量移庐陵知县。[4]
    《明史》的这段记载基本上依据《明儒学案》，但删去了刘瑾派人跟踪加害的传闻。此后，有关阳明与刘瑾抗争的史事，大抵均依《明史》。（注：由于黄宗羲的特殊身份和影响，不仅仅是《明史》，同时或后来的有关阳明及其他明代学者的许多记载，大多都是依据《明儒学案》。编成于康熙十一年（比《明儒学案》早四年）的《罪惟录》对这段史事是这样记载的：“正德初，逆瑾乱政，（阳明）论救言官戴铣、薄彦徽，因大发瑾罪。瑾怒，矫旨杖守仁于门，谪龙场驿丞，复使人前道扼之。守仁佯置衣履江岸，题诗其处，若投江死者，得以免。……瑾诛，擢庐陵知县。”（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之十《王守仁传》）黄宗羲高足邵廷采作《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记：“正德元年，刘瑾掌司礼监，放逐大臣……南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令六科十三道公疏请黜奸回、冒硕辅，以安社稷，缇骑逮问。先生抗疏……谪贵州龙场驿丞。至钱塘，瑾使人尾之急，惧不免，乃托投江西浮冠水上。……四年，瑾诛，升庐陵知县。”（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一））
    但这些记载却有不少失实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