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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史事三题(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7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 方志远 参加讨论

其一、关于阳明疏救言官戴铣等人及受廷杖。
    《明武宗实录》载:
    正德元年十二月乙丑,降兵部主事王守仁为贵州龙场驿驿丞。时南京科道戴铣等以谏忤旨。方命锦衣卫官校拿解。未至,守仁具奏救之,下镇抚司考讯。狱具。命于午门前杖三十,仍降远方杂职。(注:《明武宗实录》卷二十,正德元年十二月乙丑。)
    《实录》的这段话,明确记载了阳明被贬谪的时间。《年谱》将事情系于正德元年二月,当是板刻时的错误,但各种校勘本均未予以订正。戴铣等人上疏得罪的时间是正德元年十一月,阳明不可能在其上疏的九个月前进行营救。《明史》已经注意了这一问题,所以将时间系在正德元年冬。同时,《实录》明载受廷杖三十而非《行状》所说的五十,也非《年谱》、《学案》、《明史》所说的四十。阳明的“抗疏”收录在《王阳明全集》第九卷,标题是《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琉》。但全文只是乞宥言官,而决不言及戴铣等人上疏的内容。也无一词抨击刘瑾,甚至连“权奸”、“奸回”之类的字眼也未见。故《实录》只说。“具疏救之”,黄绾《行状》也说“上疏乞宥”。可见,疏题中“去权奸”三字是后来加进去的 人这个意义上说,黄绾《行状》是实事求是的,《年谱》、《学案》及《明史》所谓“抗章”、“首抗疏救”云云则加重了感情色彩。
    其二、关于刘瑾派人跟踪意欲加害、阳明伪为投水避祸。
    阳明虽贬谪贵州龙场驿,但离开京师沿运河入长江后。并未西行直接赴龙场,而是向东去了浙江。于是在杭州发生了所谓“投水避祸”一事。这件事始见于黄绾的《行状》,继见于钱德洪、王畿的《年谱》,再见于黄宗羲《学案》,并为各种传记、铭刻所袭用。惟《明史》删去不载。而从《行状》至《学案》,记载中发生了阳明投水由主动到被动的变化。《行状》说“(刘)瑾怒未释……(阳明)度或不免”、《年谱》说。“瑾遣人随侦,先生度不免”、《学案》说“(刘)瑾遣人迹而加害,先生托投水脱去”。步步升级,阳明投水的原因遂由猜疑刘瑾加害的主观变为刘瑾遣人加害的实际。但真正的原因恰恰并非是刘瑾已经派人跟踪加害而是阳明臆测刘瑾派人跟踪加害,于是假装落水,并打算就此隐居避祸。故《行状》说:“公行至钱塘,度或不免,乃托为投江,潜入武夷山中,决意远遁。”《行状》又记其至福建后的行踪:
    ……夜至一山庵投宿,不纳。行半里许。见一古庙,遂据香案卧。黎明。道士特往视之。方熟睡。乃推醒曰:“此虎狼穴也,何得无恙?”因诘公出处。公乃吐实。道士曰:“如公所志,将来必有赤族之祸。“公问何以至此。道士曰:“公既有名朝野,若果由此匿迹,将来之徒假名以鼓舞人心,朝廷寻究汝家,岂不致赤族之祸?”公深然其言。……遂由武夷山至广信。
    黄绾与阳明为密友,这段记载的基本内容应该是由阳明自己提供的。钱德洪、王畿作《年谱》,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更为离奇的故事:
    ……(阳明投江后)附商船游舟山,偶遇飓风大作,一日夜至闽界。奔山径数十里,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纳。趋野庙,倚香案卧,盖虎穴也。夜半,虎绕廊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毙于虎,将收其囊。见先生方熟睡,呼始醒,惊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无恙乎。”邀至寺。寺有异人,尝识于(南昌)铁柱宫,约二十年相见海上。……与论出处,且将远遁。其人曰:“汝有亲在,万一瑾怒逮尔父。诬以北走胡、南走粤。何以应之?”因为著。得《明夷》,遂决策返。
    据《年谱》所载,阳明“托言投江”的时间是正德二年夏,经过游舟山、走武夷、潜入南京,再度回到杭州的时间是当年十二月。其间有大半年的时间,正是阳明隐匿徘徊的时间。而促使阳明最终放弃隐匿、毅然前赴龙场,或许是因为《行状》、《年谱》所说的“僧人”或“异人”劝说,或许是在南京任吏部尚书的父亲王华的劝说,当然,更为重要的是阳明自己的决心。
    刘瑾派人跟踪阳明并欲加害之其实是不成立的。被刘瑾列入“奸党”名单、榜示天下的有53人,首列前任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林瀚,都御史张敷华,郎中李梦阳,阳明排在其后为第八人。对于“罪魁”刘、谢、韩、杨等人,刘瑾也并没有派人加害,毋论。“协从”阳明。
    湛若水在为阳明作《墓志铭》中专门点破此事:“此佯狂避世也。”并为之作诗:“详狂欲浮海,说梦痴人前。[5]湛若水乃真知阳明者。《墓志铭》又言:“(阳明)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正德元年),始归正于圣贤之学。”阳明热衷于玩弄阴谋,世人皆知,即使成为天下仰慕的大宗师后,仍然时时有恶作剧。[6]阳明杭州投水及武夷山奇遇等等,应是其这方面性格的表现。自己喜欢玩弄阴谋,因此猜测别人也在玩弄阴谋。只要注意到阳明至龙场后仍然担心刘瑾的加害而准备好石棺的事实,就不难理解他在杭州时怀疑刘瑾加害而伪为投水。钱德洪、王畿《年谱》及黄宗羲《明儒学案》或者忽视了阳明的性格,或者有意为尊者讳,才将杭州投水说成是由于刘瑾加害、阳明无奈之举。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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