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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史事三题(4)

http://www.newdu.com 2017-08-27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 方志远 参加讨论

赵善政《宾退录》记:
    刘养正者,少有词藻,能谈性理,自幼与阳明交。阳明重之,曰:“此吾道学友也。”后赴宁王宸濠聘。许以汤武,濠大喜。阳明在南赣,养正称之,故极相慕重。馈遣不绝。阳明心知之,而欲藉养正以为间也、亦遣其门人翼元亨往报,以探其所为。濠与养正谓阳明厚己,而不虞义兵之遽起,故败。养正既擒,阳明令其自杀。
    郑晓《今言》亦记载了阳明与宁王的见面:
    王阳明初见宸濠,佯言售意,以窥逆谋。宴时,李士实在坐。宸濠言康陵(按:指明武宗来厚照)政事缺失。外示愁叹。士实曰:“世岂无汤、武耶!”阳明曰:“汤、武亦须伊、吕。”宸濠又曰:“有汤、武便有伊、吕。”阳明曰:“若有伊、吕,何患夷、齐。”自是,阳明始知宸濠谋逆决矣。乃遣其门生举人冀元亨往来濠邸,觇其动静。益得其详。于是始上疏请提督军务,言:“臣据江西上流,江西连岁盗起,乞假臣提督军务之权,以便行事。”意在濠也。司马王晋溪(王琼)知阳明意,复奏称王某有本之学、有用之才,今此奏请相应准允,给与旗牌,便宜行事。江西一应大小缓急贼情,悉听王某随机抚剿,以故濠反,阳明竟得以此权力起擒贼。[9]
    这些记载有其真实部分,但也都吸取了一些传闻,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在与宁王的交往中,阳明倒更具有主动性;但这种主动性,却并不意味着阳明的“通濠”,而是试探。这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早在正德九年,阳明的同乡、江西按察副使胡世宁就曾上疏,极言宁王威福日张、“礼乐刑政渐不自朝廷出”[10]。由于宁王的反诬,胡世宁被谪戍沈阳。正德十二年,宁府典仪阎顺及内官陈宣、刘良逃出南昌赴北京告变,由于有钱宁、臧贤的庇护,宁府并未受到惩治。此后,巡抚江西都御史孙燧又多次上疏,密告宁府图谋不轨,但均被宁王死党截获。虽然武宗没有认真和宁府较劲,但至正德十二、三年间,即阳明受命为南赣巡抚期间,宁府的动态和居心,用《明史》的话说,已是“朝野皆知”[11]。既然是朝野皆知,而宁王又广为搜罗党羽,阳明对此不可能没有认识。因此,趁书信来往之际,遣弟子往宁府回礼并刺探宁府的动静,正符合阳明喜弄阴谋的性格。
    当时,不仅是阳明,包括其他一些被认为可以拉拢的在京文武官员和宦官、江西省政长官、各地镇守中官、在乡退休官员、有影响的名士文人,宁王也都是尽可能地进行笼络。其中包括权珰刘瑾、丁忧大学士费宏、兵部尚书陆完、致仕都御史李士实、京军将领钱宁、武宗嬖臣藏贤、著名文人唐寅等。笼络的结果是:刘、陆、钱、臧成了宁王的保护伞,李士实则成了宁王府的谋主。但费宏却由此提高了警惕,对宁府进行各种制裁,唐寅则佯狂逃回苏州。(注:参见《明史》一一七《诸王传二》、卷二八六《文苑传二》,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宸濠之叛》。而在宁王起事时死难的江西巡抚孙燧,一方面不断向朝廷报告宁府的图谋,一面却与镇守太监毕真、巡按御史林潮一道,请求朝廷表彰宁王的“孝行”。(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七四载:“正德十四年五月己酉,宁王宸濠风南昌府县学师生及耆老列其孝行,白于巡抚都御史孙燧、巡按御史林朝,燧与镇守太监毕真各具疏请加褒奖。谈迁对这一举动的解释是:“冀彼盖匿或不遂为逆。即为逆,犹可少缓其发,徐为之图。亦抚按之曲计也。[12]可见,交往密切乃至表面的吹捧也未必意味着。通濠”。
    关于阳明起兵吉安并非其情愿、乃伍文定所逼的说法,并非事实,但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徐阶从吉安“父老”口中得知的情况当是可信的:“至丰城闻变,将走还幕府为讨贼计,而吉安太守松月伍公议适合,郡又有积谷可养士,因留吉安,徵诸郡者与濠战湖中,败擒之。”[13](《祭文》)阳明在丰城得知宁王发难,欲返赣州,调兵“讨贼”。至吉安。经知府伍文定陈说府中储备充足、人心可用,才决定在此集结力量,趁宁王兵出长江后,奔袭南昌。
    借公使之便绕道南昌为宸濠贺寿,是“通濠”的要害所在,因此也是阳明弟子们所竭力否认的。王门弟子陆澄的解释是:阳明奉敕将往福建,本应取道瑞金、会昌,但这些地方瘴气严重,不敢通行,只得借道丰城。况且宸濠生日在十三日,阳明十五日才到丰城,显然不是去贺寿。[14](《世德纪·附录》)王门再传弟子徐阶曾为江西提学副使,他从吉安、赣州“父老”口中得到的解释是:阳明奉命按事福州,乞就便省亲,所以直下南昌。[13](《祭文》)惟阳明本人未作任何正面解释,只是在六月十九日的《飞报宁王谋反疏》轻描淡写地说是便道归省:
    正德十四年六月初五日,节该钦奉敕:“福州三卫军人进贵等胁众谋反,特命尔暂去彼处地方会同查议处置,参奏定夺,钦此。”钦遵。臣于本月初九日,自赣州启行,至本月十五日行至丰城县。地名黄土脑。据该县知县等官顾佖等禀称,本月十四日宁府称乱。……臣以弱劣多病,屡疏乞体。……今兹扶病赴闽,实亦意图便道归省。
    这既是阳明的处事方式,即“无辨止谤”,也确实难以解释清楚。六月初五奉敕命往福建,六月初九即启程,十五日至丰城,行色匆匆。阳明行事,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正德十一年九月,奉命为南赣巡抚,十月先去余姚探望祖母,次年正月才从南京启程。但正月初三启程,十六日便到了赣州。当年军情急迫,尚且好整以暇;如今福建三卫军人的谋反已经平息,需要做的事情,不过。“查议处置”而已,大可不必如此匆忙。能够促使阳明如此匆忙的只有两件事:往南昌为宁王贺寿、往绍兴看望有病父亲并为祖母改葬。这两件事情是可以一并做成的:先去南昌为宁王祝寿、再往绍兴看望祖母和父亲;做完这两件事情之后,再去福建“查议处置”。宁王的寿诞在六月十三日,阳明早在这年正月十四,就已因自己的身体状况及祖母病重上疏。请求。“放归田里”。[16]但急于在奉敕后五天之内启程,这首要的动机就不能不说是为着赶上六月十三日宁王的寿辰。至于阳明弟子们所说的寿辰在六月十三日而阳明十五日才到丰城,这既是因为“奉敕”的时间太晚而来不及作安排,也是因为去南昌的途中阳明心存疑虑;但无这道敕谕,阳明却是不能离开职守千里迢迢前去南昌祝寿的。
    当然,阳明弟子们所说的因为瑞金会昌一带烟瘴生发、阳明只能取道南昌也是事实。阳明在正德十四年正月所上的《乞放归田里疏》就说:“臣比年以来,百病交攻。近因驱驰贼垒,瘴毒侵陵,呕吐潮热,肌骨羸削。或时昏眩,偃几仆地,竟日不醒,手足麻痹,已成废人。”[16]虽然不无夸张,却也离事实不会太远。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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