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新清史”挑战
    但是，“新清史”的研究后置力度并不止于此。诸如，其移置研究空间的预设动因在于强调清朝在内陆亚洲扩张的重要性，从而把清朝对周边的征服战争看做是类似近代西方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行为。他们使用“早期现代”的理论模式，给清代贴上早期殖民帝国的标识，认为清朝的中国是早于英国或法国率先殖民的中心，这一观点的影响性颇为广泛。而夸大“满洲”元素，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的非汉族因素，对“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准则提出挑战，并对“中华民族”及国家的认同提出质疑，这些理论倾向，已经对中国这个“国家”产生了潜在的颠覆性。
    对于这样的论点，中国学界自然无法接受，于是许多学者做出明确的回应和批驳。葛兆光从寻找质疑中国认同的研究视角和理论依据出发，认为“区域研究”、以“亚洲”或者“东亚”为研究空间单位，都是对“同一性中国历史”的质疑。而将清朝与元朝视为征服政体是受到西方“征服王朝”理论的影响。郭成康则梳理了清朝皇帝对“中国”、“天下”等概念内涵的认识，论证了乾隆中期以后，“中国”概念的外延已推展到新疆、西藏等广大地区。而大多中国学者在肯定了“新清史”有助于矫正以往汉族中心论的偏差，主张民族之间的相互吸纳、多元统一的同时，又对“新清史”的矫枉过正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过分突出满族族群特征，是对清朝吸收融合汉族文化的史实视而不见，其背后有一个以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既定发展框架来裁量评判中国历史的威权倾向。否认中国认同，还来自欧美的后现代史学对现代民族国家正当性的质疑。所以，“新清史”在重新审视和重组古代中国历史时，未必完全是根据历史资料的判断，有可能是来自某种理论的后设观察。
    虽然，“新清史”的上述观点在美国学界也存在着分歧，但它对中国学界而言，无疑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力。
    不可否认，“新清史”作为一个学术派别或研究范式，其在学界产生的影响力度是难以估量的，其所主张的内亚、“满洲”特性或是族性等已不再是清史研究中的边缘问题，在经历过“新清史”的挑战之后，重新在新的高度回归的“国家认同”，已经成为清史研究的一种新视角。而史学研究需要一个更国际化的视野，“新清史”无疑加快了清史研究的国际化进程，对国内的清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