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史学研究与政治的关系，这个问题，实系认识历史学同社会政治、社会制 度变化的关系，或者说某种互动关系，这是非常复杂的大题目，这里只是观察20世纪以 来清史研究的状况，以便有所明了。
    学术界似乎有这样的共识：学术研究需要避开政治的干扰，才可能具有科学性、准确 性，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政治形势必然会影响学者，有的学者还会自觉与不自觉地去 迎合时政。学术研究与时政可以说有不解之缘，尽管崇尚纯学术的学者不愿看到这种情 形的出现，但也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问题是如何尽量避免它的干扰。清史研究与其他 领域的学术研究一样，需要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才有可能顺利开展。在清史研究 历程中，我们看到政治对清史研究影响之大之深的实际情况，因而思考下述诸种现象和 问题。
    一 反满革命与清史研究
    反满民族革命史观。人们因反对清朝(反满)和辛亥革命之需要而研讨清史，以民族革 命、痛责满洲人的清朝为旨归，有四种情形：
    一是强调“华夷之辨”，以满洲为“非我族类”，主张用革命推翻它。被誉为学者革 命家的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后参加反清排满斗争，为说明革命的正当性，写作关于清史 的文章，他以“华夷之辨”作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惟一标准，认为满洲是强盗，窃 取汉族政权，对汉人残暴统治，残害明朝宗室，大兴文字狱，贪婪无度，本身野蛮，不 讲人伦，到了后世，使中国陷入外国侵凌的灾难之中，势必造它的反。他的研究，第一 是为政治，第二才是为学术。我在《章太炎清史研究评议》文中论其治史主旨：“他的 治史，是要明了政治历史变化的轨迹及其原因，教育民众，让历史向前进的方向发展， 他讲历史，侧重的是政治史，是认识政权、政体的更迭，以及人们的活动在其中的作用 。这就是他所认识的治史与政治的关系，用现在的话说是研究历史为政治服务。”他在 辛亥革命前后的政论、史论，都同“逐满独立”有关。[1]
    二是历史演义的丑化清朝。辛亥前后及民国初年有一股思潮，人们乐于编造、演说关 于清朝的坏话、丑闻故事，而且常常打着历史实录的旗号。如蔡东藩的名著《清史演义 》，写成于1916年，自云不满于时人用宫闱传闻，“横肆讥议”清朝历史的状况，主张 实事求是地编写清史演义。但是实际上对丑化清室之传闻就多所采纳，比如第20回叙述 董鄂妃事，即以其“南中汉人，被虏北来，没入宫中”，受顺治帝宠幸。这基本上是按 照董鄂妃即董小宛的故事写的，显然不合事实。第37回写香妃事，全据俗传，还拉上和珅从中牵合乾隆帝与香妃关系，纯系子虚乌有之事。这部书尚且如此，等而下之的更加离奇了，如燕北老人作于1919年的《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自称史料来源，是自幼在京听宫中苏拉闲谈所得，陈鹤炜为此书写序，称赞作者“搜访既确，去取尤 严，即无一字不有来历，即无一字不加斟酌，褒贬悉本原文，异同间或并列”，纯系溢 美之辞。该书说雍正帝的生母是卫某的妾，召进宫中，六个月生子。有历史常识的读者 不难发现，这是套用秦始皇出生的故事。该书据此又敷衍出一个故事，即卫某将康熙帝 传位十四子的遗诏，把“十”字涂掉，雍正帝因而继位。这是把隆科多篡改遗诏的传说 ，安放到不知其名的卫某身上。这类书数量很多，常以武侠小说面目出现，仅涉及到雍 正帝的，笔者所知，不下八种，即《血滴子》、《剑侠吕四娘》、《血滴子大侠甘凤池 》等。
    三是与反满密切相联系，为了张扬汉族之民族反抗精神，开展明末清初史的研究，以 明末之抗清史论证反满正当性与必要性。仅以《明遗民录》为名的书就出现三种，其一 的作者孙静庵有志于反清，他的书出版于1912年，宣扬遗民不屈不挠的精神，鼓舞反清 斗志。张其淦撰辑《明代千遗民诗咏》，表彰明末遗民，出版于1928年。九龙真逸辑《 胜朝粤东遗民录》，专门表彰广东明代遗民。周作人写于1935年的《隅卿纪念》，说研 究明清小说戏曲的马廉，搜集明末文献，“是受了清末的民族革命运动影响，大抵现今 的中年人有过这种经验，不过表现略有不同，如七先生(引者按，指马太玄)写到清乾隆 帝必要称曰‘弘历’亦是其一”[2]。因着反满观念而研究明末历史，人们讲到清朝皇 帝，必呼其名，而不称皇帝，表示立场不同的决裂态度。
    四是一批应急清史之出现，如吴增祺《清史纲要》(1913年)，许国英《清鉴易知录》( 1917年)，文明书局编辑的《清鉴辑览》(1918年)，还有刘法曾的《清史纂要》，印銮 章的《清鉴》。在人们渴望了解清代历史之时，不无其应世作用，但学术水准不高，而 反满观念强烈。不仅如此，还有迎合舆情编造历史的情形，如许国英在《清鉴易知录》 中编造清室丑事，为孟森所揭露批评。根据这些情况，可以说早期清史研究是在反满革 命名义下之汉族民族主义史学。
    二 反帝爱国与清史研究
    20世纪上半叶和50年代前期，有成就的学者大多是诚挚地爱国主义者，他们生活的那 个时代，正是中华民族观念和民族国家的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人们以争取祖国的独立富 强为己任。他们的学术研究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诚如文字学家黄侃的治学为“存种姓， 卫国族”那样[3]，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并通过自身的特长使用文字表达出来 。
    (一)反对日本侵略与清史研究
    国人耻于外国人先于我研究清史，如稻叶君山《清朝通史》的于1915年推出，刺激国 人研讨清史，萧一山之下功夫写作《清代通史》，为的是不为外人耻笑，在清史研究的 学术水平上与外人争高低，为国家增光。学界有共同认识，侵略者欲亡其国，必先亡其 历史，故应加强国史之研究。
    “九一八事变”以后，反对日本侵略和制造“满洲国”，以及后来出现之华北、南京 敌伪政权，激发学者爱国反侵略意识与加强清史研究的自觉性。最早组织明清档案整理 的朱希祖，为“借历史以明国家之绵延，鼓励民族之复兴”，撰著《伪齐录辑补》、《 伪齐国志长编》，致力于抨击伪政权。在清史研究方面，学者自觉反对侵略者谬论，进 行满洲与中国关系史研究，郑天挺于抗战中写作《清代皇族之氏族与血系》，指明满族 只是部族称谓，不是地名，更不是国名，清朝皇室，融合了满、蒙、汉族的血统，新血 素的参入，对清初的武功奋张，文化调融，均有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