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中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中日学者清史研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与会的中日两国清史研究专家、学者就清史编纂互相交换了意见（加藤直人《中日学者清史研究座谈会》，《满族史研究》4）。8月又召开了以“清代灾害与社会”为议题的分科国际学术研讨会，该议题是清史编纂事业的重要一环，日本学者深尾叶子和堀地明与会。这是正史编纂史上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学者首次参与中国正史的编纂工作，同时从中日合作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意义非凡。张永江在《近百年来中国的清史编纂事业与最新进展情况（上）》（村上信明译，《满族史研究》4）一文中回顾了20世纪前半期清史编纂的经过。关于清史编纂的最新消息将在中华文史网上陆续刊登。
    研究入门·通史。山根幸夫编写的《中国史研究入门》（山川出版社1983年）一书初版问世距今已有22年了，在该书增补改订版出版后的第14年，由砺波护、岸本美绪、杉山正明编写的《中国历史研究入门》（名大出版会）一书付梓印刷。其中的明史部分由岸本美绪和檀上宽执笔，清史部分则由岩井茂树、加藤直人和谷井俊仁执笔。由于该书的研究文献显著增加，因此虽然没有将全部文献网罗在内，但对研究动向的把握可谓大有裨益，这对今后的中国史研究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田中比吕志、饭岛涉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规范》（研文出版）一书是专为本科生撰写毕业论文而编写的，这是对学生开展研究事业非常有益的研究指南。上田信的《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中国历史9》）是一本从海洋论的观点出发而编写的明清史著作。
    明代政治。福本雅一的论文《朱元璋与文人》（京都国立博物馆《学丛》27）列举了朱元璋对文人采取的诸般残虐行为。川越泰博则在《首告的世界》（《亚洲史中的世界与国家》）一文中对《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的卫选簿中记载的告发贪污事件中士兵的升官及职位世袭进行了整理、分析。川越还撰写了论文《靖难之役与蜀王府（一）》（中央大学文学部史学科《纪要》50），对其有关蜀王府的主张进行了补充修改，并运用卫选簿资料，对靖难之役时期成都三护卫的动向进行了叙述。奥山宪夫在《永乐朝的武臣处罚（一）》（《明清史研究》2）一文中对武臣的犯罪及其刑罚进行了论述，认为永乐帝对都指挥使以上武官的处罚是非常宽大的。川越泰博《“正统殉难”异闻（一）》（中央大学《人文研纪要》55）对英宗回銮36年后自蒙古归朝的人物的出身及职业进行了探究。在论述政治过程的文章中，有大石隆夫《明代政治决策过程的变革》（《关西学院史学》32）一文论述了文华殿功能的变迁以及由君臣面议到题奏本处理的政务处理方式的变革。新宫学《近世中国首都北京的成立》（《近世都市的成立》）论述了辽元明清各朝代迁都北京的经过、城市规划的变迁，并指出北京具有近世东亚世界中心的功能。其中从日本僧侣策彦和丰臣秀吉提出的征服明朝计划的角度出发，对明朝册封体制的普遍性展开论述，这一点是颇有新意的。吉尾宽《最末期、明朝华北都市防卫策略》（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特辑号）运用《中国明朝档案总汇》资料，论述了北直隶和京师的城市防卫策略，文章认为在京师随着事态的紧迫程度的加深，对乡绅的依赖度也越来越高。近几年，运用《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的研究成果给明代史研究带来一股新风，有人评价其为继清朝档案、徽州文书之后的“明清史料革命”的第三阶段。佐藤文俊《1644年山东德州济王政权与统治层》（《驹泽史学》64）揭示了济王复明政权内部矛盾。道上峰史《关于明朝的知县》（中央大学《亚洲史研究》29）论述了知县的职务、祭祀以及理想的知县形象，但该文还在多处使用了清代的官箴书和《清国行政法》等资料，因此题目和行文并不一致。
    请代政治。古井俊仁《一心一德考》（《东洋史研究》64-4）考察了入关前后“心”概念的变迁，并剖析了君臣关系的伦理。岸本美绪《清朝皇帝的江南巡幸》（《史友》37）解读了康熙二十三年南巡图，认为南巡将康熙帝的仁政理念传播到江南，并为康熙帝塑造了一个理解江南文化的皇帝形象。内田直文《清代康熙年间奏折政治的展开》（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33）论述了康熙二十五年奏折政治开始的政治理由，并指出奏折政治是为了谋求强化皇权和政治整顿。小野达哉《清代官僚制度下的考成与挪移的关系》（《东洋史研究》64-2）对官僚的政务考评与钱粮挪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制度的严格执行因为制度之外的行为得到补充和完备，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清代官僚制度的灵活性和合理性。在人物研究方面有两篇文章：浅沼熏 （音）《康熙帝与清官》（《共立国际文化》22）与党武彦《方观承与其时代》（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7）。前者回顾了康熙朝清官赵申乔的从官经历，后者则联系政治、行政对乾隆朝前半期的地方大员的生涯展开了叙述。曹雯《关于清王朝嘉庆期的天主教问题》（《史镜》50）论述了嘉庆年间清朝视基督教为邪教，并不断严惩布教，对传教士进行强化管理。
    清朝法制。继去年赤城美惠子发表关于刑案的博士学位论文之后，今年作者又将博士论文的个别内容成文发表。在《“缓决”的成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47）一文中，作者回顾了清初监候死罪案件处理手续的变迁，叙述了其与明制的不同和司法审理机构与皇帝的一元化，以及未决拘留制度框架的公开化问题。在《关于清朝秋审中的赶人》（《中国--社会与文化》20）一文中，作者论述了司法审理机构与皇帝的一元化的结果改变了秋审处理程序，而在立决和监候之间有效发挥了作为刑法等级的赶人这个特别措施，从而构筑了由不同手续构建的刑罚体系。从赤城的研究成果能够如实解读清朝皇帝通过法律层面强化权力的事实。高远拓儿《〈柏垣琐志〉的世界》（中央大学《人文研纪要》55）描写了光绪末年湖南、湖北的京控、上控以及相关司法诸局等清末司法的一个侧面。法国学者巩涛(Jérme Bourgon)《不文明的对话》（寺田浩明译，《中国--社会与文化》20）主张，与欧洲不同，在清代中国是找不到“习惯法”和“民事法”的。本论文艰涩难懂，而寺田浩明为本文撰写的译者后记是理解本论文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