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小岛淑男将自己清末江南农村研究成果结集成书，以《近代中国的农村经济与地主制》（汲古书院）为题出版发行。在明代城市经济研究中，范金民《明代政治变迁下的南京经济》 （稻田清一译，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特辑号）描述了南京经济在洪武期、永乐至隆庆期、万历至崇祯期三个发展阶段的诸种形态。在关于制造业的研究中，山添启司《关于明代广东的铁制商品》（《东洋史苑》64）叙述了广东铁制品的生产与流通状况，虽然本文仅限于对明代进行考察，但却随意使用清代史料，而没有加任何说明。关于北京经济的研究成果有3篇。田目宏二郎在《明代的漕粮和余米》（《东洋史研究》64-3）一文中，对支付给北京官兵的粮米数量以及可随意支配的剩余漕粮即余米进行了考察，强调了在“市场”形成过程中，国家供给源的规定性。千叶正史《清代中国的国家与仓库》（《史潮》新58）对北京漕粮仓库的位置与管理进行了叙述，并指出民国初年由于漕运制度被废止，漕粮仓库的功能也随之丧失。上田裕之《清康熙末年到乾隆初年京师的制钱供给和八旗军饷》（《史学研究》249）对京师大量制钱供给的意图进行了探究，是一篇强调八旗生计问题和铜钱供给与流通之间联动性的力作。山本进撰写了两篇关于19世纪以后的短陌惯例的文章。其中，《清代东钱考》（《史学杂志》114-3）阐明了在东三省、直隶和山东，短陌与钱票并用的史实，并指出短陌与钱票的并用在信用上支撑着当地发展起来的交易活动。《清代的京钱与折钱纳税》（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29）一文论述了直隶、山东地区相当于短陌的京钱以及税粮折钱交纳时钱铺的税粮包揽，并指出通过直接交纳官府银号发行钱票的做法，革除了钱铺包揽的权力。土居智典《清代财政监察制度的研究》 （《史学研究》247）阐明了财政监察轮换制度的内容，作者认为从省财政来看，清末收支和监察开始被人为分离，各省集权制的财政构筑得以推行，从而从财政的角度对清末各省自立的问题进行了论述。铃木真《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长芦盐价未纳问题》（《一桥论丛》134-6）从官僚的榨取和实力雄厚的商人的非法行为来考察盐价未纳的原因，并指出宫廷内部的实权派以及京师官僚同盐商互相勾结的事实。
    社会。中岛乐章《关于宋元明过渡期论》（《中国--社会与文化》20）依据日美研究，列举了许多国家与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论点，并对自元代至明代前期社会经济研究的重要性以及里甲体制的定位进行了论述。王日根《近年来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研究的新趋向》（《中国史学》 15）以1990年以后的基层社会管理、官民关系、传统与现代等为关键词，对中国明清史研究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岸本美绪《明代的社会集团与“贱”观念》（井上彻、塚田孝编《东亚近世都市的社会结合》，清文堂。下文简称《近世都市》）指出，来源于服役劳动的“贱”观念随着明末城市化的发展，逐渐演变为从属性的精神态度。衣若兰的《誓不更娶》（《中国史学》15）一文对明代男子不再婚问题进行了研究，作者提倡应该进行不同于士大夫论的、包含私人领域在内的男性生命史研究。日野康一郎《明末民变与山地开发的问题》（《东洋学报》86-4）是一篇不多见的由年轻学者进行的民变研究成果。文章指出，万历年间江西上饶县发生民变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禁止山地开发给农民带来了过重的负担，一是政府将民间所有的森林资源强制收回。此外文章还对推行禁止山地开发政策的各个阶层以及山区经济的发展进行了论述。松尾直子《19世纪后半期华北乡村的警察行政的变迁》（《宁乐史苑》50）是运用顺天府全宗资料撰写的第2篇关于警察行政的论文。文章认为同治年间以后宝坻县的乡村警察行政以实力派人物为中心，并被委以自卫功能，乡村和县相互补充，承担着警察行政的职责。在水利史研究方面，学者对山西发现的新史料进行了分析，并发表了研究成果。好并隆司《从山西省碑刻来看水利祭祀与灌溉》（《中国水利史研究》33）运用了中法合作研究《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中华书局 2003年）收入的史料，考察了水神庙祭祀的起源与变迁、村落用水规定以及因用水引发的诉讼。森田明《关于山西不灌溉水利组织的备忘录》（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14）对道光年间确立的不以农用灌溉管理为目的的自治饮用水管理组织进行了论述。森田还发表《清末浙西水利小考》（《中国水利史研究》33）一文，回顾了浙西泖河管理方式的变迁。荒武达郎《清朝中期以后中国人满洲移民出身地的分布》（德岛大学综合科学部《人间社会文化研究》12）将满洲移民活动划分为三个时期，并对来自临近地区移民的出身地的分布情况进行了分析。
    宗族与文书研究。臼井佐知子的著作《徽州商人研究》（汲古书院）是日本最早研究徽商的专著。在文书研究领域，唐立、杨有庚、武内房司编著的《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全三卷，东大出版会）的出版意义深远。在该书的史料编里，收录了贵州锦屏县苗族汉文文书的照片、释文以及史料解说；研究编收录了唐立(Christian Daniels)《清水流域的苗族开始植树造林之前》、杨有庚《清代苗族契约文书的学术意义》（武内房司译）、武内房司《鸣神与鸣官之间》、相原佳之《清代中国贵州省清水江流域林业经营的一个侧面》、岸本美绪《贵州山林契约文书与徽州山林契约文书》等论文。井上彻《明末广州宗族》（《近世都市》）依据广州府推官颜俊彦的判牍《盟水斋存牍》收录的纷争处理案件，刻画了宗子和族长对族人进行指导的宗族体制。在宗族关系研究领域，由井上彻、远藤隆俊编写的《宋一明宗族研究》一书出版发行。远藤隆俊《总论 （宋元部分）》、井上彻《总论（元明部分）》、岸本美绪《总括注释》三篇文章列举了近年宗族研究的成果和课题，颇有价值。《元明部分》共收录了6篇关于明清时期的论文，其中有4篇是徽州研究，都以族谱和徽州文书为主要史料，展开了纵横交错的论述。田仲一成《明代徽州宗族的社会组织和里甲制》和铃木博之《明代徽州府的户与里甲制》对里甲制度下宗族纳税承包团体化进行了论述。臼井佐知子《明代徽州族谱的编纂》论述了移居到徽州地区的宗族扩大系统化族谱《通谱》和《统宗谱》的编纂状况。熊远报《宗族资产的成立与展开》论述了明末清初108年间徽州一个宗族祖先祭祀组织的收支状况。片山刚《明代珠江三角洲的宗族、族谱、户籍》从为取得竈籍（灶籍）而产生的授予、依存关系来探求香山县徐氏的宗族结合原因，并对井上彻提出的“宗族结合是以中举为目的”的观点提出了疑问。中谷刚《包括崇明县在内的上海市宗族移居的历史与传说》（《松契》2）以从上海数字图书馆家谱书目查询中获得的数据为基础，对宗族的移居和其特色进行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