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社会论。《历史评论》第663期刊发了以《中国地域社会史研究的展开》为专题的特辑。其中刊登了中岛乐章《村的识字文化》、甘利弘树《对华南山间地研究的探讨》、太田出《中国地域社会史研究与实地调查》等有关明清研究的论文。中岛的论文认为在精英和庶民之间还存在着独立于上述两阶层之外的社会文化中间阶层，而且双方的文化互相共鸣，作者还对日常实用文文献的意义和识字率进行了论述。甘利的论文对广东、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地区的各种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并对研究视角和使用史料提出了疑问。太田的论文对此前明清史研究学者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意义给予了评价，并主张在研究中交互使用实地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是十分必要的。
    台湾史。松浦章《清代朝鲜通信使节的台湾情报》（《南岛史学》65、66）认为传到朝鲜的林爽文发动动乱的信息是正确的。关于台湾移民问题的文章有三篇，邱荣裕《清朝客家人移民台湾的问题》（《南岛史学》65、66）叙述了客家移民的人口以及民间信仰等。林舒美《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的“客”与“土著”》（《史学》74-1、2）对“客民”、“土著”等官民双方的相关史料用语进行了详尽细致的定义，并对以原籍为基准区分汉人移民的学说提出了修正，主张应该以语言等风俗习惯为基准进行区分。林舒美的另一篇文章《18世纪后半期台湾移民社会与童试不法应试事件》（《东洋学报》87-3）认为，虽然移民的童试应试资格由渡台的合法性和生员的连带保证做担保，但后者往往因带有个人情感而留有周旋的余地，因此国家考试秩序存在着崩溃的可能性。堤和幸《从运用规定来看台运的性质》（《驹泽史学》以）剖析了乾隆十一年和嘉庆二十二年台湾米运出的规定，并阐明了国家不得不利用民间物流功能的实际情况。堤和幸还撰写了《清末台湾北部的米谷供给状况和米价政策》（《东洋史访》11）一文，以淡心档案为素材，描写了与清末台湾北部米价抑制政策有关的砻户、郊商和地方下级官僚的动向。铃木惠理子《道光前期台湾的地方统治政策》（《历史》104）论述了保甲的变种--被称之为清庄、联甲的乡村统治组织与统率者，作者认为地方统治的着眼点在于同乡集团的统治。
    八旗与边疆。神田信夫《清朝史论考》（山川出版社）收录了50年间清朝史研究的论著。定宜庄《清代北京城内的八旗鳏夫》（上田贵子译，《近世都市》）是一篇从八旗的角度来研究北京社会史的文章。该文指出由于贫困原因八旗内部成年男子独身者占全体人数的一半，而独身汉军旗人则成为北京作奸犯科者的主要来源。铃木真《旗王家的继承与新设》（《东方学》 109）以两红旗为例探讨了雍正帝的八旗统治政策，认为尽管皇帝取缔了旧有的旗王家族，设立了一些新的旗王家族，但是并没有改变旗王统治旗人的构造。谷井洋子《八旗制度再考（一）》（《天理大学学报》56-2）对学界现在持有的一般学说“联旗制论”提出了疑问，认为“联旗制论”将八旗制度理解成为分权的联合政权，但以旗王为中心的排他性主从关系却无法得到实证，作者主张有必要以基础事实为依据对“联旗制论”进行再探讨。关于蒙古的文章有三篇，中村笃志《清代蒙古旗人社会中太子的血统分支与属民所有》（山形大学《历史·地理·人类学论集》6）依据左翼后旗嘉庆二十四年的户口册，论述了集团按照血统分支进行区分，小集团由近亲血缘关系构成，而血缘相近的一族则赋予族长拥有大量属民的权力。村上信明一直从事关于清朝统治之下蒙古人的研究，他发表了《清朝前期理藩院的人员构成》（《满族史研究》4）和《清朝中期蒙古旗人的自我认识》（《内陆亚洲史研究》20）两篇文章。其中前者分析了自入关之前至康熙年间藩部、理藩院的人员构成，并将论述的重点放在了藩部统治下蒙古出身的旗人。此外，该文还指出理藩院尚书和侍郎为满洲缺的定论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蒙古缺。后者从蒙古人的视点对史料进行了探讨研究，并指出清朝中期的蒙古旗人是信奉西藏佛教的蒙古人，而且他们将自己定位为清朝的统治阶层。石滨美裕子《雍正时期皇室外交的两面性》（《内陆亚洲史研究》20）以雍正年间西藏奉使果亲王允礼书写的匾额为线索，总结了中国文人的一个侧面，指出满洲人同时兼具西藏佛教徒的侧面，从而论述了满洲人灵活的多文化特性。小沼孝博《关于驻防伊犁八旗的设置》（《东方学》110）对征服准噶尔之后决定在无人居住地伊犁设置八旗的经过及其形成过程进行了考察，作者推定其组织和制度均是按照当地的独立集团瓦刺而设立的。黑岩高《回儒在清代中国社会的位置》（《中国--社会与文化》20）是一篇关于清代穆斯林的专论。该文对回儒的形成、穆斯林知识分子对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文献的重视以及汉文伊斯兰文献的执笔、发行和利用状况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穆斯林与中国社会之间存在着距离感的主张。
    东亚海域世界。首先介绍琉球的相关文章。西里喜行的大作《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 （京大学术出版会）付梓出版。渡边美季《琉日对清关系的隐蔽与漂着问题》（《史学杂志》114- 11）通过漂着问题对琉球与清、日关系的隐蔽规程和实际情况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隐蔽在琉球国内的国家构成原理中作为一项制度被固定下来，它回避了清、日统治理论的冲突，对琉球的自律性国家运营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渡边美季的另一篇文章《琉日对清关系的隐蔽》 （《亚洲民众史研究》10）对面向士族发行的对清琉日关系隐蔽规程《旅行心得之条条》进行了个别分析。曾焕棋《关于清代使琉球册封使周煌》（《南岛史学》65、66）是一篇关于乾隆二十一年册封使的人物研究。岩井茂树《明代中国的礼制霸权主义与东亚秩序》（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洋文化》85）认为明初重新构筑的对外关系追求通过朝廷文德使藩国自主臣服的目标，显现出一种以天子为顶点的礼制上的天下秩序。作者认为明代中国的礼制霸权主义并不妨碍藩国之间水平关系的形成，而且允许礼制解释的非对称性的存在。中岛乐章《葡萄牙人初次来航日本与东亚海域交易》（《史渊》142）对日本、欧洲、中国的诸史料进行了重新解释，并将葡萄牙人的日本来航置于东亚海域的华人走私贸易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作者还推断出葡萄牙人第一次来航的年代是1543年。真荣平房昭《东亚海域史的海盗问题》（《七隈史学》6）对16-19世纪东亚海域的海盗问题进行了概述。刘序枫《关于近世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漂流、漂着事件》 （《东亚与日本2》）考察了中日之间以对漂流民、漂着民的救助、送还为媒介的往来情况。松浦章《文政四年〈清人漂着谭〉》（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38）简要介绍了1821年漂流至和歌山的崇明县籍商船的笔谈记录。
    出版与书志。在这一领域，特定课题研究《东亚出版文化研究》的成果陆续公开发表，硕果颇丰。野泽佳美《元末明初大藏经印造与经铺》（《立正史学》98）阐明了民间印刷业经铺应请经的需要而造印大藏经的事实。鹤成久章《可以托六尺之孤》（《东洋古典学研究》20）介绍了建文年间的乡试录《建文元年京闱小录》（南京图书馆本）的内容，并揭示了乡试出题者方孝儒对燕王举兵持批判态度的事实。鹤成久章《关于明代的〈登科录〉》（福冈教育大学《纪要》54-1）论述了登科录的内容和体裁、印刷及向皇帝的进呈和向及第者的下赐。作者还出示了关于印刷经费的史料，期望今后有更多的研究成果。新宫学《陈建〈皇明资治通纪〉的禁书与续编出版 （一）》（山形大学《历史·地理·人类学论集》6）从书志学的角度对该书进行了考察，同时描述了以社会秩序的重建为目标的出版意图以及隆庆年间被列为禁书的始末。井上进《明代中期的出版与学术风气》（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29）对古典著作出版的形成与王学成立之间的心理共鸣进行了论述。海野一隆《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的各个版本》（《东洋学报》87-1）指出现存的万历三十七年七月刊行的《坤舆万国全图》是第二次改订版。花登正宏《关于明代非坊刻本小学书的刊行》（东北大学《中国语学文学论集》9）对明代150余种非经书店发行的小学图书的刊行者进行了调查。细谷良夫《〈平定三逆方略〉的编纂与〈平定三逆方略〉稿本》（东北学院大学《亚洲流域文化论研究》1）论述了《平定三逆方略》的编纂过程，并对该书的四库全书本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满汉文稿本进行了校订，同时对体裁和内容的修改进行了考察。谷井俊仁在《清朝乾隆年间出版的权威性》（三重大学《人文论丛》22）一文中指出，出版的基本要素是非营利行为，即作者和发行者以追求社会威信为目的的自费出版的行为，营利性出版的性质与非营利性出版的性质在根本上是相通的，而四库全书的编纂也是乾隆帝发动的一项具有权威性的上榜图书编纂工程。此外，这一研究领域还有高津孝的《美国的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20），出版研究的广泛性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