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想史专家的杨向奎，对清代学术史亦有兴趣，撰著《清儒学案新编》(1985年) 。
    陈寅恪撰著中的《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是关于清史的名著。
    上述各位学者，治史有一个特点，即释史之外，均重视对古文献的研究，不少人兼有 专门的论著，所以他们的研究是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的。
    总起来说，孟森的《清史讲义》、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和郑天挺的《清史简述》三 部通史，似为研治清史不可不参考之作。清朝灭亡后问世的概述性之作，内容重在政治 史方面，且多偏见，学术价值不高，会被时间所淘汰。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清史研究，逐渐走向新方向，开辟新领域，研究者的目标锁定在 ：开启人们智慧，崇尚高尚生活情趣和高尚人格，希望使之成为智慧与塑造人之学问。
    六 满族民族情结与清史研究
    满族之反对歧视与要求。50年代末满族人士对“满清”政权(王朝、政府)概念表示反 感，政府通知改正，故60年代以后“满清”一词基本绝迹。
    满族人士赞助学术研究。北京成立满族研究会并展开活动，推动满族史与清史研究。 不定期论文集--《满学研究》业已出版六集，连续召开了不下四五次研讨会，对八旗 制度、满族文化之讨论尤可注意。
    写到这里，不禁要提出如何认识带有政治性的史学研究、清史研究的问题?
    (一)学术研究，独立思考，实事求是
    有的学者极力主张历史研究的政治性，认为这是党性的表现，强调史学研究为无产阶 级政治服务，从而将专注学术性的学者视为脱离政治，是资产阶级的，予以批判。对于 他们的意见可以分四个层次来说明：
    一是史学历来是服务于政治的。范文澜认为历史著作反映当时政治生活，“是史学的 正常形态，是史学的主流”，否则是“变态支流”。[6](p224)尹达也说“史学服务于 现实政治，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13](p385)。
    二是资产阶级以脱离政治为幌子。范文澜批判说：“反动统治阶级的学者们，为了对 抗革命，提倡学术与政治脱离，企图使学术脱离革命的政治，变成没有灵魂的死东西” 。
    三是史学是政治性强的理论之学，或者说是党性之学。胡乔木说：“历史本身就是一 种理论性的研究。”[13](p379)尹达说史学家“必须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无产阶 级的感情，才能够准确地分析和研究祖国的历史，才能够从祖国的历史里发现珍贵的遗 产，才能够把这些遗产变为推动当前革命实践的积极因素”[13](p359)。侯外庐赞扬尹 达实践了“做学者要做党的理论战士”的人生目标[13](p5)，他又称颂翦伯赞，谓其“ 史学著作党性强”[7](p138)。
    四是史学为政治服务就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政权服务。尹达说“把研究历史与研究现 实紧密地联系起来”[13](p408)，“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分析 社会历史，写出科学的历史，并以此教育广大人民热爱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所创造的历 史，认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从而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积极投 身于祖国的四化建设。这正是我们历史工作者最大的政治任务”[13](p385)。侯外庐原 先研治古代历史，写作《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1年周恩来要求他“致力马克思主义 史学阵地的继续开拓与建设”，他理解到，“研究近代历史与确定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 所面临的革命任务，这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转向近代史的研究，著述《中 国近世思想学术史》。[7](p115)，(p119)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目标，研究有极强的政治 性，刘大年称颂范文澜的著作表现了“批判性、战斗性”的特点。[6](p4)
    如此强调学术研究的政治属性，或者说党性、阶级性，今天很难再听到了。但要说学 术研究者与政治了不相干，那是不符合事实的，人们生活在社会中，必然会有或多或少 的政治倾向，这种倾向也许会影响到学术观点，那怕是微弱的，此其一；其二，人总会 受时代思潮的影响，时代在思考什么，人往往也会随着思索什么，就以上述强调学术研 究的学者来说，他们留意清代文字狱史，南明史，清朝三大疑案，乃因反满革命学者致 力于此，他们也就把这些历史问题也作为研究对象了。不过他们的结论和革命学者有相 同之点，亦有相异之处。受时代的思潮影响则是共同的。所以问题不在于强调学术研究 的政治性，或者否认它的政治性，而是需要明确：学术研究，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准 则。惟其如此，史学研究才会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做出应有的成绩。否则政治政策和政 治思潮影响学术研究，一种观念掩盖另一种观念，总是倾向性太强，以致研究清史的初 期，几乎全盘否定清代的历史贡献，而如今对清朝皇帝和重大政事几乎是一片颂扬之声 。这是多么值得警惕和避免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