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学工作者的身份认定
    历史学家需要有一个身份定位。历史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历史学家是做什么事的人，这个看似平常的问题，却是一个关系着整个历史学科发展方向的大问题。试想，如果我们连自己是干什么的都不明白，那我们整天的读书、思考和写作还会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吗?我们是在做什么?是对谁负责?为谁服务?要达到什么目的?不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定位，在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分辨不清，似是而非，我们就只能成为浑浑噩噩的一帮。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危言耸听，很多人可能不以为然，或许有人会说，这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吗?历史学家就是做历史的，是弄清历史是非，恢复历史真相，说明真实的历史就是我们的职责和责任，难道连这一点还需要讨论吗?
    是的。历史上有那么多的人和事，我们需要去弄清哪些历史的真相?历史都已经过去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弄清它的真相?其实，我们所以需要去弄清一些历史的真相，恰恰是因为这些所谓的真相与今天有着关联，不弄清它就会影响现实的发展。过去了的历史所以还有研究的必要，也是因为这些过去了的人和事，仍然活在现实中，仍然像马克思说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也就是说，这些历史还没有真正地“过去”，它在某种程度上说，也还是现实。无论怎么说，历史学家在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总是有一个现实的影子无法摆脱，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是在单纯地恢复历史真相。这就证明，所谓历史研究，实际上也是一种关乎现实的学问，或者干脆说，也是出于现实目的的研究。
    多少年来，凡是讨论历史研究的目的或功用问题，总有人会去强调历史研究的非功利性、现实性，好像不离开当下的现实，不去喊所谓纯粹的客观的历史研究，我们就不可能有纯正的学术，就会在研究中夹杂非学术的目的，就会扭曲研究结论的客观和公正。这些学人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历史学家也是现实中的人，也是现实社会的一份子，我们所做的事情，也是现实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研究对象的过去属性，并不能去除我们这些活生生的人的现实性。我们没有必要为历史而历史，没有义务去为死人做事，研究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活人，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害怕或者忌讳这一点呢?我们生活在现实中，吃的是现实的饭，穿的是现实的衣，为什么要满足于充当历史的看客，满足于描述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东西?我们应该警醒，应该明白自己的身份，我们和其他人群一样，也是现实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和其他历史创造者的差别，仅仅是分工的不同，而在创造历史、推动历史的进步和发展方面，所有的人群都没有什么不同，历史学家不能外在于这个现实的世界!
    所以，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历史学家也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就是历史学家的身份。由此可以明白，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即是参与现实的历史创造活动!
    二史学工作者如何创造历史
    现实中的人们都在创造历史，而不同的社会群体，参与历史创造的途径或方式则并不相同。而历史学家是如何或者说是通过何种方式创造历史呢?在2000年哈尔滨的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上，笔者提出过一个观点，就是社会科学的本质是执行社会批判，此后的十多年来，我们不断谈到这个问题。2009年，上海的《学术月刊》给笔者做一个学术访谈，这个访谈的题目就是“让学术执行批判的使命”。2011年，笔者发表了《论刘知幾史学的批判精神》一文，文章最后又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只有通过清醒的、健康的、积极的社会批判，社会科学才可能充当引导社会发展的向导，而实现它推动人们去认识社会、发现问题、创造未来的使命。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讲他的哲学，他的辩证法，说“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而真正的人文社会科学，就其本质来说，也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社会需要批判，任何社会的任何时代都需要批判。因为，任何时代的社会发展，都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创造，人类永远需要为自己开辟新的前景。正因为这样，不断对自己的创造活动进行反思和批判，以利于进一步的发展，就成为历史进步向人类理性提出的一个庄严要求。人文社会科学就是为此而产生的。所有人文社会科学最本质的使命即是执行社会批判，历史学家所肩负的使命也是如此，我们所要发挥的历史创造作用，最根本的就是通过我们所作的清醒的社会批判来实现的。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前述多次场合谈过，此处不再赘述。
    在本文，我们想把这一问题具体化。因为，参与历史创造也好，执行社会批判也好，都不是空洞的东西，都要具体地落实在我们的研究中。而落实到具体的研究中，历史学家的责任和使命，则是通过开掘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的研究课题来实现的。在近期的一篇关于如何发展当下的中国史学科的短文中，笔者强调要研究中国历史的特殊性问题，说：“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涉及到的问题很多，诸如中国文明起源模式问题、上古三代的社会性质问题、中古社会形态问题、中国古代社会特点问题、中国古代社会矛盾问题等等，都属于本问题的范围。”(《关于中国史学科的发展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2期)这里所提到的几个问题，既是构建中国史学科体系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的大问题，无一不和中国的现实社会息息相关。因为，现实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诸多特点，还仍然深埋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研究这些问题，可以给现实中的人们提供自我社会认识的历史依据。选择这样一些重大的学术课题进行探讨，无疑会起到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积极作用。
    当然，这些选题都是带有理论性的大问题。除此之外，与现实紧密相关的课题还有很多。现实实践的无限丰富性，决定了历史研究课题的多样性，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参与现实实践、服务社会发展的明确的学术宗旨和治学理念，有没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有没有执行社会批判的使命意识，有没有思辨的睿智和敏锐的眼光，甚至也取决于我们有没有献身社会的勇气和担当。一旦我们的历史学家具备了这些主体条件，一部部鲜活的历史就会在我们的笔下延伸，甚至是过去被我们抛弃的课题，都可以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都可以解当代社会之急需。举例来说吧，就像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年代历史学界趋之若鹜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在改革开放以来，成了被冷落、被抛弃的话题，甚至都有点禁区的味道。而一旦我们转换了思维，变一个角度，农战史研究就可以重新成为一个可以为当代社会提供重要历史借鉴、值得深入开掘的新课题。
    在“左”的时代，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对史学研究的蛮横掌控，由于阶级斗争思维的泛滥肆虐，历史学家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史研究，确实是误入歧途。我们把农民作为与封建地主阶级和封建政府相对立的政治势力去看待，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作为一种革命形态去看待，并且认为农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思想体系，严重地扭曲了历史上的农民和农民战争史研究。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农民战争史研究受到了冷落，几乎到了无人问津的程度，这自然有它的必然性。但是，农民问题、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毕竟是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两千年的一个重大历史现象，是个不容回避的大问题。问题在于，如何从新的角度去认识这种历史现象，如何从当代社会出发去重新考量。
    大约十年前，笔者在一篇小文中，曾提出农战史研究应该实现由革命史向社会史转化的设想，认为从社会史的角度去重新认识历史上这种周期性爆发的社会动乱或曰社会危机，将会给今天提供诸多有益的思考。叶文宪最近发表的论文也提出：“出现土匪强盗也好，反政府武装也好，都不是一个正常的、理性的、健康的社会应该有的，都是社会失序与病态的表现，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歌颂与赞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而应该反思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社会每每会失去正常的秩序?每每会出现这样的病态?我们重新研究这个问题，不只是为了颠覆阶级斗争理论，在思想认识上拨乱反正、以正视听，还为了进一步思考怎样建立有效的社会管理机制与社会管理体系?怎样使管理者真正成为社会的公仆而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怎样建立一种健全的、理性的政治秩序?虽然这些问题并不需要历史学家去解决，但是历史学家应该去思考，以便给政治家和人民大众提供一个咨询。”(《魏晋南北朝时期“农民起义”的甄别与研究--兼论反社会武装和反政府武装》，《史学月刊》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