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宪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真正的农民，所以，过去所谓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的说法也不能成立，那些所谓的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大抵都是民变、民乱，是反社会武装或反政府武装。这些说法我们不去辨别，而它所反映的社会动乱和社会危机则是无可置疑的。如果我们从社会动乱或社会危机的角度去研究这一历史现象，是不是对于今天的社会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呢?历史上那些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反政府的社会动荡，毕竟是威胁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这种社会危机历史上不间断地重复发生，而在现实社会中，局部的地方性的社会危机或突发事件也时有发生，历史上的社会危机问题研究以及危机应对研究，对今天来说，具有毋容置疑的参考价值。当我们的思路作了这样的转换，而不再去强调什么农民战争、农民革命，不再去把它们当作论证阶级斗争理论的历史注脚的时候，是可以为今天的现实问题解决提供富有启发性的思考的。譬如，具体到某一次严重的社会危机事件来说，我们认真考察如下问题：
    它是如何发生的，促成它的因素有哪些?
    社会危机时期官民关系的情景如何?是否存在严重的官民对立?官民对立是如何产生的?官民矛盾是一种什么样的矛盾?它为什么会激化?
    社会危机时期国家的赋税劳役状况如何，赋税劳役强度与民众的承受能力处在什么样的比值状态?
    社会危机时期贫富分化达到什么程度?财富的积聚沿着什么样的途径发生，财富垄断者与多数人的利益发生了什么冲突?
    社会危机时期的政府公信力如何?国家在调控社会分配方面起到了什么作用?它是不是发生了严重倾斜?社会公平和公正是否受到严重损伤?
    社会危机时期是否伴随严重的自然灾害?如果有天灾因素，那么，在不可抗拒的天灾面前，政府是否履行了自身的职能?是否进行了有效的社会救助?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应该是我们考察历史上社会危机问题的思考角度。而从这些角度出发的历史考察，无疑可以提供我们思考现实社会问题的历史参照。这样的研究，就实际上表示着历史学家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中国历史的研究是这样，从事世界历史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何尝不能调动历史学家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参与意识?关键的问题，仍然是在于我们的历史学家，有没有参与当代社会建设的主体性自觉。2011年《史学月刊》创刊60周年的纪念论文中，阎照祥教授对本刊提出的选题建议，就很发人深省。他说：
    一盼“月刊”能通过学术宣传，弘扬政治宽容理念。这是因为，比起他国史学期刊来，国内刊物登载的论文，涉关政治对抗和斗争的内容较多，这或许是以往政治宣传所遗留的负面影响。其实有些国家能够长期发展而少有政治颠簸，是它们的政治躯体中，潜移默化地植入了一种政治宽容的因子，善于运用及时的政治改革达到超越暴力手段所获取的结果，在平稳的法治轨道上，实现社会和谐。以后，“月刊”若能有意选登一些倡导社会不同群体互相沟通、社会多元共存的文章，定会有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与此相关的一点，是盼“月刊”能在我国公民社会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进步。一方面，社会领域广泛而深刻的历史性变革正在进行，一个新颖的公民社会正在崛起，公民社会建设正在成为社会领域变革的公共目标。但在另一方面，在建设现代公民社会方面，我们还有一些路子要走。真正的公民社会，是要处处展现一种社会主义的公民主权精神，其中包括对大众劳动者权利的全面认可和维护，对政党、政府和官员的切实监督。换言之，真正符合公民社会理念的国家是实现了经济高度繁荣和文化上均质的社会，并能通过对官场腐败的有效惩治和对贫富差距的有效限制，达成社会的稳定和谐。实现这一点，需要社会上下的共同努力。这也能为“月刊”通过学术研究，总结他国历史经验，促进我国公民社会建设提供广阔的工作空间(《〈史学月刊〉60年诞辰的感想》，《史学月刊》2011年第9期)。
    阎照祥教授提出的两个课题，研究他国历史中的政治宽容经验和公民社会建设经验，即是对中国当代社会政治改革的直接参与。这方面的研究，我们以前的确是做得太少，或者说几乎没有去做，去重视。只要我们转化了思维，确立了对当代社会的参与意识，与当代社会息息相关的历史课题就会扑面而来，历史学家参与历史创造的路子是极其广阔的。
    从执行社会批判和参与历史创造的角度说，笔者还认为，应该特别强调对现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60多年历史的研究。记得刘泽华先生曾经专门撰文倡导开展当代史研究，他说：“开展当代史的研究，是牵动整个史学界步入新阶段的火车头。”(刘泽华：《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求是》1989年第2期)当代史研究什么，为什么要研究，刘泽华先生有着详尽的论述，时过20多年，读起来仍然使人热血澎湃。在当代史研究的重要性上，笔者深有同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几千年历史上变革最深刻、道路最曲折、教训最丰富，最能为当代社会变革提供历史借鉴的历史，也是最为惊心动魄的历史。当下社会的一切问题，无疑都直接由之脱胎而来。这段历史，对于今天甚至对于其后几十年或上百年的历史学家来说，都可能是最具诱惑力的历史。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和批判，无疑具有最丰富、最巨大、也最深刻的学术价值。当然，研究这段历史，我们可能面临许多困难，除了政治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敏感性之外，还有资料方面的问题，我们难以看到最真实、最隐秘的档案材料等等，这一切都使不少人望而却步。但是，我们坚信，随着社会的逐渐进步，政治的逐渐开明，获取资料的途径逐渐丰富，加之还有这些历史的诸多面相还活在当下的现实中而有直接观察之利等有利因素，现当代史的研究并非不可以波澜壮阔地进行。可以说，这段历史的研究，才是历史学家执行社会批判和参与历史创造的最为广阔的舞台，是历史学家真正的用武之地!只要历史学家不肯放弃自己的历史责任，不泯灭学术道德的良知，在历史创造的舞台上，是有我们的一席之地的。
    通过开掘重大而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选题去参与社会，是历史学家实现历史使命、创造历史的根本途径。这是本文所着力强调的东西。这当然不是否定历史学科内部，从事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历史学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庞大的学术体系，是有着复杂的内部结构的学术系统。服务于社会，参与历史创造，是对整个历史学科提出的要求，而不是对这个学术体系内部一切具体研究的刻板规定。这个学科要完成或肩负自己的使命，是需要有许多基础性的工作来铺垫和支撑的。文献整理工作，史料考证工作，历史描述系统化的工作等等，都是基础性的工作，而这些工作不可能都具有明确的“服务”属性和社会参与属性，我们不能要求所有历史学家都去做同一件事情，所以，本文强调历史学家的参与意识，使命意识，也并不排斥历史学的基础性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