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中朝关系虽然从洪武元年就建立起来了，但自五年开始，高丽王朝和朝鲜王朝中亲元反明势力占居了上风，两国关系开始恶化。建文时期，两国关系出现了好转势头，但不久发生的靖难之役延缓了这种势头的发展。朱棣做皇帝后，积极调整对朝鲜的政策，尽释朱元璋对朝鲜的嫌怨，为两国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如及时处理“表章”事件遗留问题，给充当贺正使的太宗国王十五岁的儿子李提最高规格的接待，在处理两国关系上坚持“始终如一”的坚定态度等，体现了朱棣欲重新开始两国关系并促使其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愿望。永乐皇帝的态度和愿望，促使了朝鲜太宗国王对中国积极地采取“至诚事大”的外交政策。可以说，永乐皇帝和太宗国王是明代两国关系的奠基者，以后两国领导人都是在这种友好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往来。宣德时期中国免除朝鲜金银贡和成化时期允准朝鲜每年在中国购弓角200副等，显示了中国继续改善两国关系的诚意。另一方面，朝鲜国王积极贡献本国所产的土产、方物，刷还从东北逃往朝鲜的中国人等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赞扬。嘉靖皇帝继位后，继承了永乐时期以来中国对朝鲜的友好政策，并有所发展，将两国关系推向了新的阶段。
    中朝两国关系的新阶段主要体现在，这一时期中国建立了一系列提升朝鲜对华地位的新制度和不同以往各朝的对朝鲜的特殊礼遇。
    就新制度来说主要有以下四条：第一，特许朝鲜使臣观光国子监。嘉靖元年三月初七日，嘉靖帝赴国子监谒圣，身在北京的朝鲜使臣姜征等得到皇帝亲允，随同观光。以往虽有赴京的朝鲜使臣获准参观国子监，但非常例。二十六年，明朝政府规定，特许赴京的朝鲜使臣、书状官及随从人员二三名游观国子监及郊坛，礼部派遣翻译一名伴行，并拨专人保护。第二，礼部尚书待宴朝鲜使臣。成化初年，明朝政府规定，朝鲜、安南、日本等国使臣前来朝贡，设宴时以礼部官员待宴。但在这条规定中，并未明确指出待宴的礼部官员一定是该部尚书。嘉靖元年、二十五年，虽有礼部尚书毛澄、费宷亲待朝鲜使臣宴个例，但非常规。三十九年，明朝政府明确规定，朝鲜使臣（仅限朝鲜使臣--笔者注）到京，（上、下马宴--笔者注）由礼部尚书待宴。第三，对朝鲜贡物的展示。以往，朝鲜使臣因三大节或别行次赴中国，贡献物品由礼部相关部门核准验收，已成为惯例，多年来并无特别程式上的变化。嘉靖四年，朝鲜贺圣节使臣来京，所献马匹礼部没有直接接收，而是先呈于皇帝面前，由皇帝亲自过目。七年，明朝政府规定：凡外国朝贡，惟朝鲜国所进方物陈设奏进，凡进马，惟朝鲜国先行而奏。第四，誊黄制度的确立。嘉靖以前，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明朝政府并不通知朝鲜，发布全国的诏诰也止于辽东。朝鲜很想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情况，特别是发生的重大政治变化，其目的是使朝鲜对中国的外交事务与中国政治变化相一致，为此，朝鲜指令本国使臣在北京及赴京沿途驿站收集各种信息情报，朝鲜政府据此做相应的处理。例如，嘉靖七年十月，陈皇后崩逝，时在北京的贺正使将这一消息传递回国，十一月甲子日，朝鲜国内安排了举哀追悼仪式，停市三日，断音乐，禁屠杀，止嫁娶，并马上派遣陈慰使李芃、进香使李之芳赴北京。朝鲜方面一直想改变这种被动获取中国信息的方式。嘉靖元年朝鲜谢恩使姜澄上书礼部，请求凡中国发生的大事，一应发咨文于朝鲜，以使知会，永为常例。虽然这是一种很好的信息沟通方式，但明朝政府并未采纳。嘉靖前期，在三个行次 （正德十六年八月，以翰林院修撰唐皋、兵科给事中史道为正副使，前往朝鲜颁嘉靖皇帝登极诏；嘉靖十五年十一月，以翰林院修撰龚用卿、户科给事中吴希孟为正副使，赴朝鲜颁皇子诞生诏；十八年二月，以翰林院侍读华察、工科左给事中薛延龙为正副使，赴朝鲜颁恭上皇天大号、加皇祖谥号诏）的中国使臣出使朝鲜后，上述情况才有所改变。在朝鲜，使臣们看到中宗国王对中国的虔心事大，看到整个朝鲜社会对中华文化的景仰，大受感动，回国后，积极进行宣传，在明朝政府中引起了很大反响。特别是龚用卿回国后，即以“达礼制怀远人，以昭盛治事”为题上奏，建议将朝鲜纳入中国的大一统之中。他列举了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朝鲜是知礼仪的国度。龚用卿入朝鲜后，得知朝鲜无国王出郊迎诏行五拜三叩头礼，也无生员出郊接诏之仪，便向该国礼官反复陈述此项内容的重要性，礼官向国王转达了龚用卿的话，国王方知有此礼，于是在迎诏仪式中增加了上两项内容。行礼日，朝鲜国人聚观，盛况空前，自朝鲜开国以来所未有。其次，朝鲜国人心向大明。诏书一到朝鲜，一国之人，皆奔走供事，民虽老稚羸弱，莫不扶杖依听，其尊君之心至诚，其礼至尽，无有止极。再次，国王贤能。龚用卿一行刚离开朝鲜，国王即设宴以飨群臣，无论职位高低，俱升一级，开科取士，免除百姓欠税，与一国之人同乐此大庆。朝鲜之行，使龚用卿切感大明皇上一统之盛，远播遐方，因此认为，朝廷凡有章制诏诰天下者，皆宜使该国一体知悉。龚用卿的上书在朝中引起很大反响，礼部据此以“达礼制怀远人以昭一统盛治事”为题上奏皇上说，在诸夷国中，惟朝鲜国王素称恭顺，每岁万寿圣节、冬至节俱遣使朝贡，未尝停止，而我国家礼遇朝鲜，也每从优厚，从未以夷礼待之。祖宗旧制，凡有诏诰天下，虽宗藩诸王，亦各该布政司誊黄，遣官赍捧，各王府开读。朝鲜虽系荒服，但前我国家礼制，如四郊、九庙告成及上两宫徽号等礼成，诏诰天下，虽不及该国，国王闻知，俱备礼物遣使上表朝贡称贺。所以，今后国家一应礼制，凡有诏诰者，也应使朝鲜一体知悉。本部通知辽东都司，今后凡有礼制诏诰天下者，遇有该国使臣朝贡回还，即依式誊黄诏告一道，付该国使臣赍捧回国，径自开读行礼，庶以彰华一统之成。如有国家治国大法颁布，礼应遣使诏谕朝鲜者，仍遵照旧例施行。礼部一本，得到皇帝的允准。（《朝鲜李朝中宗实录》卷96）至此，誊黄制度正式建立。二十年，辽东都司就此事咨告朝鲜，中宗国王对国内大臣说，中朝待我国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