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正常的皇位更迭之际，大多数内阁首辅并无特殊表现，亦很难因此而出名，但杨廷和不同，他因皇位更迭而名噪一时，并为后世学者所关注。因为在他担任首辅时，明朝皇位更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局，明武宗的绝嗣和皇位一时的空缺将他推到一个特殊的位置。对于这一特殊时期的杨廷和，学界的评价很不一致，其中大多数沿袭部分明清学者的说法，一味地放大他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行为，并刻意为其辩护。但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对这一时期杨廷和的一味粉饰显然是有问题的，无助于对明代政治特别是嘉靖政治的客观认知。目前对杨廷和总体研究的水平还不高，缺乏有深度、有见地的高质量成果。大礼议是一个政治问题，而绝非简单的礼仪问题，那种试图以礼仪为视角来解读大礼议是不可能认清这场争论本质的。本文以有明一代的政治演变为视角，就杨廷和与大礼议的相关问题作一较为系统的论述，进一步阐明自己在此问题上的一些认识。
    一、杨廷和引发世宗能否改换父母的大礼议
    研究杨廷和的政治活动，不在于简单罗列一些材料为其树碑立传，而在于选择最佳视角通过其言行来揭示明代政治运行模式的特点和解读明代政治走向的选择，并进一步解释明代为何能够延续276年，成为中国历史上不间断历史最长的王朝。如果今天仍然停留在580多年前大礼议中的“君子”、“小人”之争的层面上，无视基本事实，沿袭旧说，挺杨贬张，只能说明明史研究的停滞状态。
    要客观地认识杨廷和在大礼议中的行为表现，首先要必须明确和承认以下三个基本事实：第一，明世宗朱厚熜的即位完全不同于汉宋旧例，而是一种全新模式；第二，明武宗生前拒绝立嗣，没有亲自选定皇位继承人，临终前也无相关安排[1]，死后也无人为其续嗣；第三，由杨廷和等人草拟、武宗之母张太后同意的武宗遗诏没有要求朱厚熜改换父母，而是明确规定他以孝宗之侄、武宗堂弟和兴献王长子的身份继承皇位。也就是说，武宗遗诏的颁布，正式宣告了武宗的彻底绝嗣。这三个基本事实只反映一个问题，即世宗即位模式无前例可寻，自然也就无前例可比。明代历史在武宗死后处于十字路口的抉择之际，而这一时机正是考验杨廷和政治眼光和行政才能的关键时刻。面对陌生的、即将入主北京的藩王朱厚熜，杨廷和如何与其相处，应该是杨廷和面临的最大问题。的确，在这一时刻，杨廷和具有其他皇位更迭之际内阁首辅所不具有的特殊条件，如果他能高瞻远瞩，尊重朱厚熜即位的基本事实，利用“拥立”之功，构建相对融洽的君臣关系，有可能在新朝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避免出现其他时期的首辅在新君即位后不久被抛弃的局面。
    然而，杨廷和并未选择这一最佳路线。当世宗命令礼部讨论其父兴献王主祀称号时，杨廷和不容讨论，忘记自己的身份，盛气凌人，以汉定陶王、宋濮王之事向礼部尚书毛澄指示：“是足为据，宜尊孝宗曰皇考，称献王为皇叔考兴国大王，母妃为皇叔母兴国太妃，自称侄皇帝名，别立益王次子崇仁王为兴王，奉献王祀。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这不是简单的一条指令，而是影响嘉靖政局特别是杨廷和政治命运的一次路线选择，是杨廷和挑起大礼议的标志，也是杨廷和破坏廷议的写照。按照杨廷和的指令，首先反对其大礼观的嘉靖皇帝就是“奸邪”之人，应当斩首！在明代，恐怕再也找不出像杨廷和如此狂妄的阁臣！杨廷和不允许廷议，不允许有不同意见，他要用“奸邪”来孤立异己者，用杀戮来诛灭反对者，其不自量力、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令人震惊！对于一个事实清楚的问题，杨廷和不仅自作聪明，指鹿为马，而且还要排斥异己，堵塞言论，拒绝廷议，挥舞“奸邪”的道德大棒和使用暴力恐吓来对付不同的声音[2]。事实上，杨廷和选择了一条与世宗彻底对抗的道路，也就是选择了一条自我毁灭和迅速败亡的道路。
    作为一名内阁首辅，杨廷和在大礼议中的道路选择是其政治生涯中最大败笔。在明武宗绝嗣暴卒之后，明代政治客观上已经进入新的时代，即嘉靖时代。杨廷和能否顺应这一潮流，是评价他、要求他的唯一指标。如果说杨廷和身在其中而浑然不觉的话，那么作为今天的研究者至少要达到这一高度。杨廷和蛮横地干预廷议，引发大礼之争，并试图将一己之意强加于礼部和世宗。在提出汉宋旧例之后，他又找出一些虚无的或不相符的旧例连连向世宗施压，如说：“三代以前，圣莫如舜，未闻追崇其所生父瞽瞍也。三代以后，贤莫如汉光武，未闻追崇其所生父南顿君也。惟皇上取法二君，则圣德无累，圣孝有光矣。”(《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对此不得要领的迂腐之论，世宗不予理睬。杨廷和可以一时阻挠廷议，但他不可能真正阻挠由他引发的大礼之争。礼部组织的廷议被他所阻滞，但更大范围的讨论势不可挡，明代的政治体制不可能使杨廷和一手遮天。杨廷和虽然没有独裁者的权势，却有天大的独裁者的野心，他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3]。
    二、杨廷和在大礼议中失败的必然
    从杨廷和及其追随者在武宗暴亡后迅速消失的视角来看，大礼议就是杨廷和集团退出嘉靖政坛和败亡的转折点。自杨廷和提出依照汉宋旧例来解决明世宗所面临的新问题开始，就已经决定了杨廷和及其追随者的政治命运。换言之，杨廷和以议大礼为表现形式而与嘉靖皇帝的对抗，注定了其败灭的必然命运，并由此创造了前朝旧臣退出政坛的新模式。
    在每一次皇位更迭之际，前朝旧臣与新君都有不同程度的矛盾冲突，大多数表现为皇帝有令不行，或倚信宦官，或怠于朝政，或胡作非为，舆论一般倾向于同情朝臣特别是阁臣。但正、嘉之际可不是这样，大礼议中的主动权并非为杨廷和所拥有。首先，杨廷和的大礼主张是违法之说，他根本无视武宗遗诏的明确规定而试图更换嘉靖皇帝的父母[4]。一些学者顺从杨廷和的思路，也无视世宗合法即位的这一法律文书，引经据典，用超越历史时空的方法为杨廷和的主张一再辩护，并再三嘲弄世宗依据武宗遗诏而维护自己尊严的行为。其次，在一些学者考察杨廷和的大礼观时，根本不考虑明武宗生前拒绝立嗣的行为，也不愿提及杨廷和于武宗生前在选立皇嗣问题上的失职，当然更不愿追究首辅杨廷和的责任。人们故意回避议礼的前提特别是武宗拒绝立嗣的行为以及杨廷和在武宗立嗣问题上的漠然，其目的仍在维护杨廷和的形象。杨廷和在武宗生前没有促成立嗣的实现，那么在武宗死后，他应该想法为其续嗣，但他又未这样做，而是选取武宗堂弟、兴献王的独子朱厚熜为皇位继承人。这一选择事实上已正式宣告武宗绝嗣，即杨廷和等人不再关注武宗的继嗣问题，而只注重明朝的继统，即武宗遗诏是朱厚熜继统的宣言书，正式宣告不再为武宗立嗣。不论选择朱厚熜为皇位继承人是否正确，但一经宣告，就变成不可更改的事实。当他事后硬要把继统强迫改成继嗣并迫不及待地宣布异己者为“奸邪”的时候，事实上在反证杨廷和自己的“奸邪”。因为他知道自己强迫世宗改换父母之说是一种违法之邪说。在他主导下，使武宗死后丧失了续嗣的机会。也就是说，武宗生前拒绝立嗣，杨廷和在武宗死后又将武宗绝嗣用武宗遗诏这一合法形式变成了现实，使其永无续嗣的可能性。离开了武宗遗诏而妄谈世宗所面临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而邪与不邪只能以武宗遗诏的相关规定来判定，即违背武宗遗诏者为奸邪，而不是违背杨廷和的主张者为奸邪！在选定皇位继承人时，杨廷和没有考虑为无嗣的武宗续嗣的问题，而在朱厚熜即位后，却要为已死17年之久且有武宗为嗣的孝宗续嗣，其荒诞之举，连三岁小孩也骗不了。正如方献夫所言：“臣非敢谓宋人濮王之议不是，今日之事不同也。宋仁宗无子，今我孝宗有武宗为之子，其不同一也；宋仁宗尝育英宗于宫中，立为皇子，今皇上未尝育于孝宗也，其不同二也；宋濮王有众子，今献皇帝止皇上一人，其不同三也。此三不同，昭若白黑，乌得牵合而强附哉？”(陈建：《皇明通纪》卷三四)由此可见，是杨廷和等人一手造成了武宗的彻底绝嗣，当世宗即位后，也就根本不存在为武宗续嗣的问题了，当然更谈不上为孝宗续嗣。研究大礼议，必须以此为前提。